我國上市公司關聯交易會計規范的沿革

　　根據深圳交易所綜合研究所2003年5月《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監管問題研究報告》的結果，表明關聯交易仍然是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一種交易行為。1997-2001年我國上市公司關聯交易會計規范和證監會有關對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披露規則也日臻完善，主要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997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在1997年之前，由于在會計立法上對關聯方范圍的界定和對關聯方關系和關聯方交易的披露沒有明確的要求，上市公司利用關聯交易虛構利潤的事件頻繁發生，對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存在較嚴重的扭曲，該準則就應運而生。

　　1999年頒布非貨幣性交易準則和債務重組準則

　　在1997-1999年這一期間，上市公司利用包括資產置換、股權轉讓在內的非貨幣交易以及債務重組逐漸成為上市公司操縱利潤的手段，為了規范上述業務，財政部于1999年發布了《企業會計準則-非貨幣性交易》和《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這兩個準則都引入了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并以此為基礎確認損益。在準則頒布后，這一在國際上普遍使用的計量屬性在我國卻成了上市公司操縱關聯交易的工具，上市公司通過提高公允價值而就可以達到虛構利潤、粉飾報表的目的。

　　2001年修訂了非貨幣性交易準則和債務重組準則

　　這兩個修訂的非貨幣性交易準則和債務重組準則重新使用賬面價值這一計量屬性。對于非貨幣性交易而言，僅對收到補價的部分確定收益。對于債務重組而言，在重組過程中產生的重組差額都一律計入資本公積，而不是營業外收入。從實踐來看，這兩個準則的修訂對規范非貨幣性交易和債務重組交易產生了實質性的作用，利用這兩種方式的關聯交易在交易金額上明顯下降了。但是，新的制度約束下總是產生新的交易方式，最近，上市公司通過對非貨幣性交易和貨幣性交易的區別比例25%的控制，將“非貨幣性交易”轉化為“貨幣性交易”，企圖逃避有關對非貨幣性交易的規定和監管。

　　2001年12月財政部印發了關聯方之間出售資產等有關會計處理問題暫行規定

　　雖然資產置換、股權轉讓等交易通過修訂的非貨幣性交易準則和債務重組準則來約束逐步走向規范化，但是上市公司出售資產的行為一直未獲得實質性的規范。造成了關聯交易在購銷、資產出售、委托經營等方面利用定價粉飾報表。因此，財政部頒布了關聯方之間出售資產等有關會計處理問題暫行規定，這一規定的核心內容是關聯交易的差價由原來計入營業外收入的計入到資本公積，對各種不同的交易類別的定價和比例加以限制。

　　除了上述會計規范對關聯交易進行規定外，中國證券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監管力度也在不斷的加強，上市公司利用的關聯交易的方式隨之發生了改變。近期，一些上市公司通過股權的一次或多次出讓將關聯方關系退化為非關聯方關系，或者通過對重大影響20%比例的控制，將關聯方“非關聯化”，由此逃脫了有關關聯交易規范的約束，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基于博弈論的解釋

　　上述對關聯交易會計規范和監管政策演進過程描述，表達的一個基本信息是：新的關聯交易類型催生了新的交易會計規范，而新的交易會計規范又催生了新的交易類型，兩者相互促進，是一個重復的動態博弈過程。

　　在我國證券市場開放初期，由于上市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大部分上市公司均由國有企業通過剝離優質資產包裝上市而成，上市公司與其母公司就有著在產、供、銷以及資金占用方面“割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控股母公司以及相關的關聯方和上市公司之間進行關聯交易就有了堅實的基礎。近年來，證券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IPO、配股、增發新股條件均有了以前年度盈利的要求，并對虧損上市公司實行ST、PT（*ST）制度，上市公司為了獲取IPO、配股、增發新股的資格，或者為了保留稀缺的“殼資源”有強烈的動機利用交易費用較低的關聯交易轉移利潤和資產。因此，上市公司是博弈的一個重要參與者。

　　會計規范的制定者和證券監管部門是博弈的另一個重要參與者，從理論上說，他們代表會計報表使用者利益，旨在通過制定健全的會計規范和監管政策合理確保上市公司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信息，從而有利于投資者做出明智的選擇和行為，保證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這兩者博弈的結果是會計規范作為一種制度，產生并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換句話說，通過重復的博弈，博弈的各個參與者對行為規則達成了一致的意見。但是，這個一致的意見是暫時的，當新的環境，新的信息，新的技術不斷涌現時，各個參與者對行為規則的理解和要求發生了變化，就會計規范而言，就是現有的會計規范無法去有效的監管新的交易方式或類型。由此，新的一輪的博弈又拉開序幕，依此反復，新的交易類型不斷出現，新的規范也不斷顯現。下面就用一個簡單的動態博弈模型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說明：

　　假設前提：a. 會計制定者制定的會計規范和證券監管委員會的監管政策是能有效的對已出現的關聯交易方式進行規范和監管的。

　　b.會計規范和監管政策是對上市公司利用新的關聯交易方式轉移利潤和占用資金的積極反應。

　　博弈要素：

　　參與人：上市公司和監管者

　　行為空間：上市公司{操縱，（執行，不執行）}；監管者{監管，不監管}

　　凈收益函數：{操縱，不監管}=（a，b）；{執行，監管}=（c，d）；{不執行，監管}=（e，f）

　　凈收益關系：a>c>0>e； 在不監管的情形下，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獲得收益要比在監管的情形下大，故a>c；同時由于監管是有效的，上市公司在監管政策發布后不執行的成本是巨大的，比如存在被通告批評和罰款的風險，故e<0.

　　d>f>0>b； 在上市公司利用關聯交易轉移利潤的情形下，監管部門不監管的凈收益是小于零的，假設上市公司的這個行為嚴重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在監管的情形下，上市公司執行比不執行的時的收益大，因為上市公司不執行時，監管部門需要增加監管成本，故d>f.

　　模型如下：

　　根據假設b，監管部門是對上市公司利用關聯交易轉移利潤行為的積極反應，那么來看監管部門在兩種情況下的收益。在不監管的情形下，凈收益為b，b<0；在監管的情形下，若上市公司以p的概率執行，以1-p的概率不執行，那么凈收益為 p*d+（1-p）*f， 由于d>f>0，故凈收益大于零。因此，監管部門的選擇應該是監管。

　　從上市公司角度來看，在監管部門采用監管策略的情形下，可以采取執行或不執行，獲得收益分別為c和d，因為c>d，故上市公司會采取執行的策略。

　　由上面兩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納什均衡解 {執行，監管}.但是如上已經指出，這個獲得的納什均衡是暫時的，從博弈內部機制而言，博弈雙方的力量對比在變動，從外部環境看，資本市場的發展，信息的增加和修正，技術的創新，關聯交易的類型會產生新的變化，上市公司利用關聯交易進行利潤轉移的工具也將得到創新，由此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各自的收益函數將發生變化，那么博弈的結果也會不一致。也就是說，這個動態博弈會重復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