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資本市場高度發展的美國，其會計目標定位于決策有用觀，以滿足投資的需要；企業融資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其會計目標相應定位于受托責任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處于權力中心地位，但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會計目標必然會從受托責任觀轉向決策有用觀的統一。

　　關鍵詞：會計目標；決策有用觀；受托責任觀

　　從事會計活動預期所要達到的境地或結果通常稱為會計目標。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規范學派關于會計目標的研究，形成了兩個代表性的觀點，即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前者認為會計目標就是向資源的提供者報告資源受托管理的情況，它應以歷史的、客觀的信息為主；后者則認為會計目標就是向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對決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更強調信息的相關性和有用性。無論是受托責任觀，還是決策有用觀，都是以不同的經濟環境，尤其是資本市場發達程度為前提的。本文將從考察中、美、德實際經濟環境出發，對其會計目標進行實證性的比較研究。

　　一、美國會計目標定位于決策有用觀

　　美國是以私有制為基礎、具有高度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高度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中，法律制度的核心就是保護資產所有者的權益，會計則成為保障這種權益的基礎。人們通過會計信息明確自己的權益是否受到損害。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提出的決策有用觀，即表明會計活動的核心應是向使用者提供對決策有用的信息。一旦投資人的利益因虛假信息而受到損害，受害人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要求賠償。

　　FASB雖沒有以法律的形式強制各家公司遵循其制定的公認會計準則（GAAP），但在企業披露會計信息時，由于來自具有準司法權威的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強大壓力，各公司必須遵守GAAP.如果注冊會計師在審計時，發現企業披露的會計信息沒有遵循FASB制定的準則，將披露其差異，所以在實務中GAAP已被普遍認可。另外，美國頒布的《證券法》、《證券交易法》規范了上市公司及較大規模的場外交易，由證交會監督實施。一旦企業違規，司法部門將按規定指控該公司的違法行為并對其進行應有的處罰。因此，美國是通過FASB、SEC和司法部門三者之間的相互配合，以確保公眾對會計信息的需求。

　　在具有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和兩權徹底分離的情況下，投資者必須利用對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通過資本市場以股票或其他證券買賣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投資方向，所以社會資源分配主要通過資本市場進行，企業和投資者之間的關系通過資本市場建立。因此，其會計目標必然定位于決策有用觀，強調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經濟決策的信息，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滿意程度成為會計目標實現程度的標準之一。FASB將決策有用觀這一會計目標具體化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質量特征框架如下：[1]

　　由圖1可以看出，FASB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劃分為有層次的等級結構，即：有用性高于可靠性，可靠性高于反映真實。會計信息的相關性是相對的，它取決于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決策需要。美國《論財務會計概念》明確指出，企業應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全面業績報告”，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以滿足不同的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決策需要。在美國，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是由民間權威機構公布的各種公告和實務中被普遍認可的各種慣例去揭示的。

　　二、德國會計目標定位于受托責任觀

　　德國雖然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資本市場相對于美國而言，卻欠發達。近十年來，德國的資本合伙市場（Beteiligungsmarkt）穩步增長，資本合伙市場總值占GDP的比重從1991年的0.15%發展到2000年的0.55%，而同一時期，美國資本合伙市場總值占GDP的比重正從1991年的0.5%發展到2000年的2.1%.很顯然，美國資本合伙市場總值所占GDP份額已大大超過了德國。此外，股票市場也與之相類似，近幾年來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交易額已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1991年交易所交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而到1999年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9%，2000年也有154%.而德國總的股票交易額一直遠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1991年交易所交易額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1999年僅占73%，2000年也只有64%.[2]德國資本市場相對不發達的原因有三個方面：第一，德國大部分企業歸私人所有，企業規模不大，由于企業上市費用很高而且要求嚴格、程序復雜，企業主往往不愿上市與他人分享其權力；第二，德國是一個高福利國家，有非常完善的養老金制度。2000年德國花費在養老金上的開支占GDP的11.8%，國家用于健康的費用占GDP的8.0%.而美國2000年國家花費在養老金上的開支僅占GDP的5.8%，國家用于健康的費用僅占GDP的4.6%.[3]由于德國實行的是國家養老保險制度，對養老儲備金的處置受到很大限制，不可能將養老儲備金投放到風險較高的資本市場。而美國的養老金主要是由企業承擔的，企業對養老儲備金的處置有很大的靈活性，因此企業可以將相當比例的養老儲備金投放到風險較高、同時回報也較高的資本市場。所以美國的資本市場中有相當高比例的養老金，在1998年的資本市場總值中，養老金就占據了30.7%；而德國養老金在資本市場中所占比例則微乎其微，在1998年的資本市場總值中，僅占4.2%.[4]第三，受發達而全能的銀行業的影響。德國資本市場相對不發達，卻有發達的銀行業。德國銀行的最大特點是其業務的“全能性”，即除了經營傳統的銀行業務之外，還經營證券投資、參與企業決策和管理。也正是這種銀行的全能性，抑制了德國證券業的發展。[5]

　　德國企業融資主要依賴于向銀行貸款，而不是通過發行債券或者權益性證券向資本市場融資。德國企業以中小型為主，它們經營所需的大筆資金如購買關鍵設備等，都來源于銀行。德國工業銀行總的長期貸款資金中，小型企業（特別是貿易和服務行業的小型企業），所占份額超過30%；中型企業所占銀行長期貸款資金的份額，加工業達到14%，貿易和服務行業超過20%.[6]由于德國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是通過銀行貸款，所以銀行對企業會計信息表現出強烈需求，而投資者則是通過銀行間接地與企業發生關系，投資人本身也就不十分關心企業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銀行則成為主要的會計信息使用者。這就決定了德國企業會計信息得優先滿足債權人的需要并從會計的各方面首先考慮保護債權人的利益。這正是受托責任觀的體現。受托責任觀的會計目標就是向資源的提供者報告資源受托管理的情況，著眼于財務會計的傳統角色，強調財務會計應反映經營者的履約責任，其信息特征主要體現為客觀性和歷史性，并不考慮受托者如何理解并利用這些信息去進行什么樣的決策。

　　在西方，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國家都采用了受托責任觀。正是由于德國采用了受托責任觀，所以相關性沒有被列入德國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在德國的《商法》、《股份有限公司法》、《有限責任公司法》、《所得稅法》等中都強調了“合規的會計原則”。在應用會計原則和方法時，會計人員缺乏可選擇性。法律規定了公司必須提供的最少財務信息，以保證主要會計信息使用者債權人的利益。

　　三、中國會計目標定位于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的統一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在整個社會關系中始終處于權力中心地位。在會計法規的制定中，如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的制定，由于國家所擁有的主動權因而較多地考慮了國家的政治需要，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會計信息首先為國家服務。其目的一是滿足國家宏觀管理的需要，二是滿足國家參與企業收益再分配的需要。也就是說，我國的會計目標側重于受托責任觀，反映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會計理論研究的目標定位也是更多圍繞如何體現企業受托責任這一中心展開的，對其他利益相關人的會計信息需求與使用的研究相對較少。

　　但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和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各級政府要嚴格執行國有資產管理法律法規，堅持政體分開，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使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國有大中型企業繼續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7]目前國企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股份制被廣泛推進，會計目標必然要從為政府宏觀調控服務轉而定位于為股東提供信息。其深層原因在于，一是國有股份制公司的“股東缺位”，如果此時會計目標定位于向國家報告國有資產的受托管理情況，即向一些利益不相干的政府官員匯報信息并取得他們的認可或反對，結果將導致不合理的經營者選擇機制，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難以實現，導致政體不分，融資結構不合理。二是國有股份制公司的盈利情況是股東最關心的，此時會計目標定位于為股東提供信息，也即為構成市場的千千萬萬投資者（包括國家、企業和個人）、債權人以及其他社會公眾提供信息，而不是首先為居于輔助地位的政府宏觀調控服務。當然國家也是重要股東，為股東提供信息，自然也包括為國家提供信息，不同的是，此時的國家是以投資者的身份出現。同樣都是投資者，在信息服務方面應一視同仁，絕不能因國家是大股東就歧視和損害中小股東利益。三是國有股份制公司會計目標定位于及時、準確地為廣大報表使用者尤其是為股東提供信息，有利于政體分開，促進企業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的積極轉變，有利于提高企業經營的透明度，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四是不斷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資本市場要求會計目標定位于為股東提供信息。

　　投資主體多元化決定了會計目標應是多元化的，既要滿足對股東信息的需求，也要滿足政府宏觀調控的需要，還需要為債權人和其他社會公眾服務。我國的會計目標必然要從側重于受托責任觀轉向與決策有用觀的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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