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6月的進出口數據公布，過高的貿易順差使得調低出口退稅稅率的市場預期再次增強，而7月12日也有多家媒體報道決策部門關于出口退稅改革的研究工作有所加快。

　　出口退稅不僅與國際貿易相關，而且也影響到國內經濟結構優化、循環經濟發展、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中國的出口退稅政策始于1985年，當時的政策目標是鼓勵出口創匯，此后出口退稅成為變動最為頻繁的財稅工具，綜合出口退稅率經歷了11.2%、17%、6%、15%的波動。2004年開始的出口退稅改革旨在創新機制，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更著重于解決欠退稅的歷史問題。現在，出口退稅作為影響GDP總量和結構以及國際貿易金融活動的重要政策工具，應該關注一些重要的戰略目標。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采取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鼓勵出口創匯，確實對經濟騰飛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過于追求出口獲利的重商主義情節，也給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帶來了一定脆弱性。例如：過度依賴加工貿易，使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的“初級加工廠”；嚴重依賴外資企業，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普遍不足；初級產品出口市場和資源進口來源集中于少數國家，伴隨著國家整體談判能力的不足。因此，中國目前不應一味強調出口導向的重商主義戰略，而應把重點放在國內市場培育上，出口退稅制度應適應和體現這一導向性變革。

　　出口退稅還要退得“巧”，要適應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國策。通過發展循環經濟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壓力已成為基本國策。對此，一方面要對自然資源等環境敏感型產品征收較高的出口關稅，取消對資源性產品的出口補貼或出口退稅，避免對可能造成國內資源快速耗竭的出口進行退稅，全面停止高能耗產品的退稅。還應對出口的循環經濟產品全面退稅，促進節能和節約資源的技術和產品創新和出口。

　　進一步看，出口退稅應該以促進經濟結構升級為主要政策目標。盡可能調低高能耗、低增加值、高污染、技術密集度低產品或行業的退稅率，以稅率調整來促進鋼鐵、紡織、機械等行業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同時，利用退稅細則的區別，來促進相關產業在不同區域的經濟布局優化。

　　此外，目前國際金融問題的背后實際上是貿易問題，人民幣升值壓力本質上也是國內長期的“順差偏好”所造成的。雖然存在理論爭議與政策實際效果的質疑，但不可否認出口退稅、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之間有一定內在聯系。據專家測算，2005年我國1美元出口商品綜合退稅為0.4429元人民幣，如果完全取消出口退稅，相當于人民幣兌美元升值0.4429元。雖然理論與現實仍有一定差距，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出口退稅的改革，開辟了一個財政與金融政策協調的新領域，這是以往沒有引起重視的。

　　最后，隨著出口退稅的政策重要性不斷提高，欠退稅問題也成為困擾各級財政的難點。現在，應把進出口戰略轉變與公共財政建設結合起來，從整體和結構上調整、降低退稅規模，把這部分財政資源轉移到社會保障等支出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