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2008年的暴跌受傷太重，或許是2009年上證指數3478點以來的調整過于漫長，所有股民在將憤怒與不滿集中于前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的同時，也將結束這樣痛苦日子的希望寄托于新任主席郭樹清。從草根的“股民老張”，到當下經常出沒于各大財經媒體的專家、名博主，數十封不同的“致郭主席的信”穿梭于各大網站，都集中于表達一個中心思想——暫緩IPO，讓股市休養生息。

　　在中央宣布郭樹清接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一職后，國內幾乎所有主流財經媒體都長文撰寫了新任主席的來世今生，力圖尋找到任何一丁點郭主席反對擴容的言論。遺憾的是，因為多年沒有“正規”地在證券市場監管部門“混過”，郭樹清有關股市的言論只有寥寥幾語。

　　湊巧的是，十年前，筆者親歷并報道了郭樹清任貴州省副省長時力推的房改。這十年中，對于郭樹清的一些動向仍然保持了相當的關注。因此，對于郭樹清新官上任后的“中國股市三把火怎么燒”，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從郭樹清的履歷以及曾經主導的改革來看，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暫緩IPO，想都別想！“整體化、市場化、國際化”的“三化”極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股市的主攻方向。

　　從履歷看風格

　　56歲的郭樹清人生歷程主要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1988年之前，主要從事理論學習和研究工作；1988-1998年的十年間，主要在國家體改委（當時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相當于現在的國家發改委），是一個理想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經歷；1998年后任職貴州省副省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匯金投資公司董事長、建設銀行董事長，一個十多年完全實踐的階段。

　　“學者型官員”是所有媒體對郭樹清的一致定義，這從他1988年和1992年兩度獲得中國經濟界最高獎“孫冶方獎”就可見一斑。有資料統計，郭樹清共計發表研究論文、文章300余篇，出版過《比較價格體制》、《經濟體制轉軌與宏觀調控》、《整體的漸進》、《過剩與貧窮之間》、《直面兩種失衡》、《郭樹清改革論集》等十多部著作。

　　他的第一篇論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探索》，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通過內蒙古和山西雁北社會調查的方式完成，主要研究了不同經濟體制下的不同效果。正是這一研究得到相關部門和領導的重視，1988年，郭樹清本來一直從事哲學專業，從社科院畢業后，被分配到國家體改委國外體制司工作。

　　《直面兩種失衡》被外界認為是郭樹清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這本書收錄了他從2001年11月至2004年9月撰寫的42篇文章，共計41萬字。書中暢談了他對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及至財政改革的看法，以及從各個層面探討中國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

　　在郭樹清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在調研基礎上做決策是重要的工作方法。而這樣的工作方法在其主導的貴州房改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

　　從貴州房改看施政理念

　　1998年7月，郭樹清從國家體改委到貴州省工作。類似于這樣的“掛職鍛煉”，地方官員都明白，這都是中央官員的一個過渡性安排，時間都不會長。事實上，2001年3月郭樹清便調到央行任副行長。一般類似的過渡，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但郭樹清還是罕有的觸碰了不只是貴州省，當時乃至全國都較為敏感的房改領域。

　　對于廣東、浙江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來說，因為地方財政充實，設計住房貨幣化改革方案，有錢辦的都不是什么難事。但對于像貴州這樣的西部省份，很大程度上還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地區來說，要進行一項在全國都未普及的市場化改革，沒有人敢想。

　　貴州房改的核心：一是存量補貼，突破了窮財政盤活存量住房的困境；二是方案的公平性。

　　一般理解，住房貨幣化改革得先有一大筆錢，然后量化分給所有職工，由職工再購買商品房。啟動資金成為大多省市改革難以推進的瓶頸。貴州房改簡單說就是將每位職工的住房補貼全部貨幣化，然后將現有的存量住房也全部貨幣化。例如，一位工齡20年的普通工人，根據標準應該獲住房補貼5萬元，職工現有住房面積80平方米，按市場價估算為7萬元。職工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補交2萬元，住房便轉至個人名下；要么選擇60平方米價格為4.5萬元的住房，政府再補5000元差價完成房改。這一方案突破了原來認為必須得有5萬才能干的事，實際上只需要5000元就能做。改革開始的兩年內，貴州省和貴陽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僅投入6000萬元，回籠的住房資金便超過20億元。這一方案的核心思想，其實對于今天的保障房建設仍有啟示作用。

　　在轉型改革的理論研究中，大多認為改革必然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難兼顧公平，這也是很多新興國家在改革過程中容易出現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在郭樹清兩年半貴州省副省長期間，從方案設計到出臺，到最后實施都非常順利，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公平原則得到充分體現。

　　在一個特定的環境里，一個政策能否得到民眾的支持，“不患寡，而患不均”。貴州房改方案的很多系數確定都是經過調研出臺的，從大局上已經確定了人人有房。以貴陽市為例，當時貴陽市存量住房資產總量120億元，住房平均折舊年限17年。全市全民、集體所有制單位現有職工約60萬人，平均工齡25年，職工人均住房面積24平方米。按當時貴陽市經濟適用住房基準價1200元／每平方米計算，扣除折舊，實際公房每平方米價格為780元。

　　在考慮全市現有存量資產、需要補貼數額的平衡及職工購房經濟承受能力后，確定了從一般職工到正廳級干部共7個級別的存量補貼標準。按貴陽市職工人均擁有24平方米的住房面積計算，職工購房所需資金與存量補貼大體平衡，工齡長、職級高的甚至有節余。

　　不僅如此，在一些細節的考慮上也非常周到。為了防止有人因房改而一夜暴富，針對不同地段的住房，還需要視情況補交土地金才能上市交易。正是這些細節考慮，使得方案在地方幾乎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獲得成功。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朱亞鵬在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貴州房改的實踐說明市場化改革并不必然加劇社會不公平；有合理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創新，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分配不公是有可能縮小的。

　　整體化改革：股市不是唯一

　　在所有媒體深挖郭樹清少得可憐的證券市場言論中，都沒有挖到普通股民普遍期待的結果，相反，可以會更“心灰意冷”。

　　除了兩次獲得“孫冶方獎”外，2010年11月，郭樹清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現任央行行長周小川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獲得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在“整體改革理論”中對于曾經的“價格雙軌制”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在這個理論體系看來，一個市場中兩個價格，最終導致的就是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失效，價格發現功能降低。因此，主張改革應該是全面、配套同步進行，不能只關注某一個環節的改革。

　　回到證券市場，價格雙軌制一直都存在。在尚福林時代之前，發行市盈率、發行價都是由監管部門限定一個區間，由此導致的是“新股不敗”的神話，出現了A股全球罕有的打新股也能成為一種穩定的盈利模式。這種機制完全有利于大資金，實質上是強制性讓上市公司將部分利益讓位于申購資金。

　　尚福林推進的發行制度改革，實現了市場詢價，消除了二級市場申購資金的“制度紅利”。但由于發行指標的計劃性與詢價的市場化沖突，也衍生了承銷商與上市公司，甚至是部分詢價機構“合謀”共同抬高發行價，連市場最大的機構投資者公募基金們都連喊“吃不消”。對于最底端的二級市場參與者來說，這樣的市場化改革依然無法擺脫最受傷的局面，改變的只是上市公司與申購資金間的利益分配而已。因此，郭樹清時代繼續深化發行制的改革是必然的。

　　與此同時，郭樹清最近的一些言論表明，對中國資本市場整體化布局將是重要的方向。在一次會議上，他指出，“目前我國金融市場及其體系應繼續加快發展，深化改革，特別是在商品期貨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領域應大有作為。”

　　早在2001年，郭樹清在《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幾個決定性因素》的論文中就稱，與股票市場相比，債券市場卻成為“短腿”。他認為，在規范發展股票市場的同時，應鼓勵發展債券市場，擴大公司債、機構債的發行規模，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在郭樹清看來，債券市場的發展不但不會對股市資金分流產生負面影響，相反還有利于促進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因為發達的債券市場可與股票市場形成相互制約，且為股票價格形成機制的合理化提供基礎，同時還能減輕銀行的貸款壓力。

　　價格發現市場中，債券市場、期貨市場的功能將更強。在股市規模已經進入世界前列的背景下，補短板極有可能成為郭樹清時代的重要方向。對于很多人“股市是唯一”的期待恐怕要落空，相反債市大繁榮的結局可能性更高。

　　市場化改革：好的金融體系不是監管出來的

　　盡管沒有長時間在海外學習西方經濟學理論，只做過短期的訪問學者，但郭樹清受西方市場經濟的影響較深。多年的實踐中確實也時時體現了市場化的烙印。

　　對于監管與市場的關系，郭樹清認為，“監管很重要，但僅僅強調監管是不夠的，好的金融體系不是監管出來的，機構內部的機制、市場結構體系才是最重要的。”對于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郭樹清的觀點與傳統的結論不同，指出不能簡單歸結為華爾街太貪婪，不是簡單歸結為監管不力、投機過度、金融創新太多，根源還在于整個經濟和社會復雜的結構轉化。

　　因此，完全可以預期現在一系列還帶有強烈行政色彩的環節都將會是郭樹清時代的重要改革方向，包括上面提及的發行制度改革。在此預期下，很多人期待的暫緩IPO與市場化方向是背離的。IPO的量可能仍然會延續，甚至會更大，但是市場發行市盈率可能會大大降低，新股破發可能成為一種常態。承銷不再是像現在一樣成為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券商、投行、PE對于上市資源的選擇將會更趨謹慎。承銷商不會再像現在一樣與上市公司合謀，將發行價能定多高就定多高，考慮到自己的風險，券商會轉而與普通投資者站在一起，股民接受什么價就賣什么價。

　　盡管這樣的方向初看對于股市穩定并不益處，但是通過市場化改革，最終形成市場自我機制平衡，這樣的市場將更穩定、更可預期。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研究的價值將體現得更充分。

　　有來自熟悉郭樹清施政方向人士的分析稱，接下來首當其沖最受影響的可能就會是保薦人制度。在目前保薦人“薦”而不“保”受諸多詬病的情況下，保薦人名義上加強了監管，實質上卻是“花瓶”。在媒體對諸多上市公司的質疑中，基本上未見對保薦人有任何的實質性處罰。根源在于保薦人及其他中介機構在法律上通過讓上市公司及高管出具諸多法律文件、聲明規避了法律風險。所以，即使保薦項目出現問題，保薦人也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風險，最多對從業經歷產生些許影響。

　　可以預期，郭時代的市場化改革，監管重心極有可能從事前審核轉移到事后嚴懲。

　　國際化改革：能否揚名立萬的攻堅戰

　　很多人憤怒的大擴容，在郭時代不但在IPO發行上看不到暫緩的跡象，國際板的推出可能還會加快。郭樹清最新的言論指出，“過去我們擔心的資金不足問題已不存在，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資金剩余”，因此“我國資本市場國際化步伐，包括境外企業在華發債、上市，完全可以加快。”國際化方向，是郭樹清整體化、市場化理念的必然結果。

　　對于國際板的推出，討論時間已長，版本各異。市場主流普遍將國際板簡單等同于擴容。在我們看來，國際板是中國經濟經濟全球化后，中國資本市場必然的結果，問題是國際板是否有實質性的制度突破。如果說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確立了尚福林必然載入中國證券市場史冊，那國際板方案將決定郭樹清能否在中國股市揚名立萬。

　　如果國際板還是和目前其他A股交易標的一樣在一個封閉的市場里交易，這就還是單純的擴容，這與開設中小板、創業板沒有兩樣，無非是叫了個不同的名字而已，沒有改變目前A股的運行機制。但如果國際板可以作為連接國內外兩個市場的“U型管”，則具有里程碑意義。國際板推出的公司不出意外基本上都已在全球主要的資本市場上市，它們本身就具備了全球的價格發現作用。如果可以通過國際板的價格發現作用，引導國內資本市場在估值以及投資理念上的變化，國際板就不是簡單的擴容。

　　在目前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要實現國際板“U型管”的作用是個攻堅戰。很大程度上說，這不完全取決于證監會，更多取決于中央對外匯體制改革的態度。但是通過國際板ETF、QDII等方式，依然還是可以在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大框架內打開一個缺口。作為曾經在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工作過的郭樹清來說，這樣的方向是極容易得到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