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兩年,中央對于上海的發展戰略,提出一些明確的要求,要打造金融中心,服務業中心。從東部發達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這樣一種戰略性考慮,提出4個中心,分別是金融中心、服務中心、信息中心等等,這些顯然是上海率先在升級換代的要求,率先實現現代化這個歷史過程中間,成為帶頭羊、領頭燕這樣一種要求,相配套需要在政府發揮作用的整套機制里面,稅制必要的改革創新。那個時候在俞正聲書記的指示之下,上海管理部門與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聯系,專門研究一下對于服務業,第三產業的發展所需要的營業稅改革。開始還以為僅僅限于對于上海的發展,來考慮這個具體研究成果。后來在磨合思路與基本要點過程中間,最后領會到,余書記所要求的并不針對上海。而是首先站在戰略全局把這個事情弄清楚,國際經驗怎么樣,我們國家現狀怎么樣,存在的問題是什么,要在營業稅改革方面,有助于化解這些問題,應該怎么樣設計思路和要點,后來研究成果出來之后提交到上海決策層面,進而提交至中央層面,并考慮上海營業稅改增值稅的“先行先試”改革方案。而且這個改革思路也正式寫入了“十二五”規劃,中國關于“十二五”規劃建議里面,第一次明確了“營改增”改革思路。
2012年1月1號上海啟動“營改增”改革。到了第4季度,明確現在至少12個省級行政區和計劃管理市將跟進上海的方案。浙江、江蘇、北京、深圳等等。現在來看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十八大之后“營改增”會進一步的得到推進,如果做一個粗線條的展望,“十二五”期間這個改革有可能在全國鋪開,從邏輯上來說,它也不利在某個地方長期進行所謂的試點,應該通過試點之后,必須盡快的把這個抵扣鏈條連接上,盡可能的全覆蓋統一市場以及所有的經濟活動。這是一次從局部到全局的稅改活動,啟動之后更多地區跟進,最后和整個統一市場,完成先進性機制的完全對接。與中國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對比來看,“營改增”是迄今為止爭議最小、沒有明顯的全盤否定意見的改革,雖然有一些不滿意和問題的反映,但都不是傷筋動骨的問題和硬障礙,是目前中國共識程度最高的改革。
那“營改增”帶來了怎樣的新機制呢?過去在1994年的構件中有23種稅,現在已經縮減到19種。在這樣一個多層次復合式的框架里面,再加之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增值稅和營業稅成為中國稅收的最主要來源。增值稅作為最大的稅種,當時是采取了所謂的征改型:只是在構件原料方面允許做抵扣,而設備不允許做抵扣。在那個階段上是有利于遏制反復出現的投資過熱,如果再把增值稅按照全覆蓋考慮,那中央跟地方財政關系就很難協調。所以把交通運輸、建筑安裝和服務業跟流轉稅相關的營業稅,相對獨立出來交給地方,屬于地方稅種。而增值稅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地方只拿1/4。同時按照1:0.3的比例返還給地方,來實現1994年起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配套的通盤改革。當然這個改革方案存在當時的局限性,來后也陸陸續續在調整1994年的方案,比如說當時留下的所得稅尾巴,仍然按照隸屬關系決定所得稅的歸屬,到2002年終于把所得稅處理為規范的共享稅,不再按歷史觀念征收,完成了1994年的全面革除。
諸如此類的漸進的發展過程中間,我們意識到原來1994年方案里邊營業稅的機制有必要再進一步的改造。原本的方案實際上是希望增值稅已經在制造業里面,取消了原來流轉稅概念之下重復征稅因素,后道環節可以自動監督前道環節完稅,而且以清晰的,可以在管理上做的很嚴謹的發票作為憑據。作為進項抵扣這個鏈條形成之后,如果把這個鏈條延伸到原來營業稅覆蓋的領域,遇到了重復征稅的機制,便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和前面的抵扣鏈條打通,把它延長到整個市場的全部經濟活動。這個重復征稅會帶來什么不良的效率,最典型就是說被營業稅覆蓋,實際上更形象的說法是“小而全,大而全。”
如果按照現在的專業化細分方向,根據客觀實際,需要在自己的一些組織結構里有另立企業法人的安排,一旦輔助實施,馬上就會面臨重復的征稅,那么大家想來想去,算來算的,于是就把自己的企業盡可能做成“小而全,大而全”的核算模式,但是這在客觀上遏制了專業化帶來的升級換代效應,包括很多企業,在前端和后端本來應該實現種種順應著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競爭要求的,專業化細分的行為,都變得猶豫不決或者疑慮重重。而到了上海必須打造企業中心地位的時候,這樣一種制度安排越來越變得不可容忍。如果把它換成“營改增”以后,無非就是把這個抵扣鏈條一直延續到交通運輸建筑安裝和被它覆蓋的服務業的全過程,這樣大家就可以放開手可以無所顧忌的做專業化細分做服務外包。
“營改增”最主要機遇就是減稅,因為減少的是重復課稅因素。減稅帶來的結果當然還有具體方案的設計,比如說小企業簡單的按照小規模納稅人的低稅率,它們普遍受到了“營改增”帶來的減稅好處。最有活力的成規模的企業,它自己發揮潛力,發揮能力,來做專業化細分,提升自己市場競爭能力而表現形式,就是它提供的服務,性價比上升。性價比上升帶來了直接的結果,是提升消費。價格起了,消費者方面收入等等,各種各樣的消費都鋪墊了。在性價比提升的時候,當期收入會更大來用于消費支出,而提升消費直接的結果是改進民生和擴大內需。就是我現階段特別看重的和全局戰略直接相關的基本概念,我們得到了我們機制性的支持,這樣的營改增的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同時帶來的對于我們整個經濟活動,通過專業化的細分,通過更健康的充分市場競爭而升級換代的效應是非常值得看重的。也就是有了這樣一種支持,可以結合方其它方面面的改進,支持上海打造體育中心,支持其它的地方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的更好。最后使得全中國整個體育市場,所有的相關企業,一起來努力升級換代,一起來在更好的市場發揮薄力的方面,形成邏輯貫通的,有利于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扭轉稅代扣鏈條和投資發展環境。
就以上看來“營改增”的改革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順應了現階段的升級換代的要求。再往下要說說上海營改增改革以后出現的一些問題。開始聽到比較多的是有些企業反應,自己沒有得到減稅的好處。在做一些調研以后,按粗線條的說法,在減稅方面,從面上說是實實在在的沒有含糊的,因為上海方面的帳結算的很清楚。上半年算下來將近有50個億的實際政府減稅的、讓步的資金量。到了下半年結算全年要有150億多。據此推算,如果按上海方案推到全國,那么全國一個年度減稅量應該是3千億。減稅從面上算賬是清清楚楚,那么就回到具體行業,具體的局部。為什么有的行業說自己沒有享受到減稅的好處?就說共性方面的而言,現在看起來反應最強烈的還是交通運輸方面。交通運輸企業說,我怎么算來算去我就是沒有減稅,我的稅收負擔比去年同期比還上升了?大體的解釋是這樣的:交通運輸的特點是固定資產中心主要表現,比如說運輸隊的車輛,或者船隊購買船舶。那么面上算下來,大概固定資產中心周期在運輸車輛上面,是4年一轉向。所以理論上說,4年一走完,這樣的企業所受到新的機制,減稅的好處才能完全呈現。1月1號啟動之前,已經購買的車輛它沒有走到下一輪更新結點的時候,它的付出,它所產出計算以后,不足以這個機制給你帶來減稅的好處。你只有在新一輪購買車輛固定資產周期的時候,這個好才比較集中的反應出來。所以估計來講這種運用機動車搞運輸的企業,如果是四年左右的投資資產更新周期,那么兩年左右的時候,應該有一半的企業感受到了這個減稅的好處,4年走完,應該所有的企業都感受到減稅的好處。當然現實情況里面情況千差萬別,但是這樣一個解釋,大致能夠對應機動車輛來完全運輸業務這些企業的情況。所以上海方面,并不是說感覺有些細分的行業,像運輸隊它稅負沒有下降反而上升,而是說在現在允許對企業做過渡性的處理。最后聽到的是企業做具體一個時段的核算以后,稅負先減輕一半,到年底核算如果確實還有增加的稅負,那因為政府設定了一個貨幣性基金,可以幫企業全補回來。以這種過渡性補貼的方式,使這種企業稅負不上升。從邏輯上講,年復一年走下去,4年走完可能這個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而以后按照這種一個機制,周而復始的循環,企業接受這樣一個新的營改增的政策。
按中國現在財政體制的稅種劃分來看,營業稅是地方政府收入,除了隸屬關系直接進中央的某些銀行的營業稅收屬于中央之外,其它的營業稅歸地方,而且是地方最看重的稅收方面,是有一定支撐力的收入來源。如果“營改增”的增值稅增量的75%是歸中央,那么地方怎么辦?上海的辦法是:現在營改增之后算回去,按照原來的體制,所有歸地方的都有地方來處理這個問題。后續跟進的其他城市和地區,從現在的情形來看也照此處理。所以目前是回避了怎么樣調整中央、地方共享營改增的這些更棘手問題。但是到了一定的時候,比如說接近國家全面覆蓋了,估計那個時候對這方面要有一個通盤的設計和考慮,當然這個問題更復雜,財政部體制的調節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它的地方稅種在這個期間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培育和發展,新的一輪配套改革,在具體的思路和要點方面怎么設計,我們需要拭目以待。
下面談談在十八大以后稅收和稅制改革的趨勢,十八大之后新的國家領導集體、最高決策層面他們明確釋放了一些改革信號。十八大的報告明確要求必須加快改革財稅體制,這和其他要求有什么區別?十八大報告對金融來說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一個加快一個深化,明確要求上是有區別的。加快意味著這個事情更有時不我待,不可拖延的這樣一個迫切心里。我們在看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廣東的時候,特別指出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必須以更大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孕育的關鍵一招,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針,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即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突破利益固化的范例。要在深入調整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李克強同志最近在綜合改革實驗區工作會議講話指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的空間潛力仍然十分巨大,讓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須通過改革開放。這是回應總書記在第一次講話,被媒體稱為就職演說的那一次里面的,一個關鍵的表述。那次講話通篇非常平和,沒有政治術語。說的是老百姓都能聽懂的接地氣的話。它里面關鍵一句話是說,“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而克強同志在這里面,把這個美好生活這種愿景實現的必由之路,落到改革開放上面來。接著克強強調改革中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調整利益預期。這就是我們學者經常說到的,必須觸動基本利益,現在沒有那些便宜事情了,你任何一個改革,只要一動必然觸及利益。所以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調整利益預期,即需要政治勇氣和膽識,也需要智慧和系統的支持,即要有頂層設計,又要尊重基層創新。即要先行先試又要依法辦事。像上海和重慶先行先試房產稅,這成為社會上反復議論的問題,如果你在網上和微博上看的話,輿論上都是說對這個事情的不認可、批評,甚至有些人也可以理解,觸動利益了,牽動感情了。是以跳出來罵的方式來發泄他們的不滿,但是在領導同志講話里面,非常明確一點肯定小平同志所講的,生活的改革在方向上,很多重大的事情上要不爭論,大膽的試,大膽的闖。所以有要先行先試,有些人可能動機是好的,先有人大做通盤設計,稅收是依法的,先要把房產稅法律討論清楚,大家都接受再正式通過付諸實施。聽起來邏輯上很有道理,稅收法定,依法治國,依法治稅。但在中國經濟轉軌的現實生活里面,這種要求實際上等于的封殺了一系列要攻堅克難的改革空間。
我們設想一下,像房產稅這樣激烈爭論這樣一個改革事項,經過人大討論,討論出一個房產稅法。真的像有些反對者比如北師大的董教授說的,100年也不會有結果。他的說法是,中國要推行房產稅150年之后。這個事太難,太難。但是我們現在要講,按照小平同志所說的,改革要殺出一條血路,“大膽試,大膽闖。”這樣精神支撐之下,再加上我們科學決策,應該是一個結合的。所以從現在領導同志講話中,是把這個先行先試非常明確的,擺在必要的改革要領之一的位置上。同時又要依法辦事。我們這個法,從已經形成憲法,到稅收方面為數很少的幾個法,比如說《個人所得稅法》等等,在一個大量暫行條例,現在紅頭文件,像上海、重慶改革實驗的這種官方的文件,它都是法律體系的依據,不是說我們按照文件或者按照暫行條例來做事就違法了,不是一個概念,你必須承認中國法律建設過程它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秉持著這樣的精神,我們來具體談談稅收改革。
中國過去的改革走到現在,應該充分肯定它的成果,但是黃金發展期伴隨矛盾突現期,現在已經看的出來中國從價格GDP方面,一般商品已經解決市場化了。基礎品、基礎能源從中國最主要的煤到電這樣一個再生產業,從經濟命脈這方面的連接是嚴重處于扭曲狀態,多年煤、電關系不能理順,價格形成機制是非市場化的,造成一系列嚴重的矛盾和問題。價格方面不在基本生產要素,在基礎能源上從煤到電這樣一個生產鏈條上面,真正使它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健康化,我們就會陷入矛盾累計而陷入一種危險。在價格這方面實施一個配套改革,真正使市場經濟健康起來,必須涉及到相關稅收,比如說資源稅,資源稅已經在2011年原油、天然氣上從原來無關痛癢從量,變為現在跟市場經濟形成的價位水漲船高的總價。這個機制現在已經分兩步推到全國,整個全國原油、天然氣,新疆方案已經全覆蓋。剩下的預計今年進一步擴大到其它金屬礦,我們已經拭目以待,那煤怎么辦?一旦擴大到煤,從煤到電的過渡改革,到理順基礎品比價關系,攻克我們現在對于電價的過渡行政管制,種種問題需要形成一個方案,但是很遺憾,今年沒有看到實際工作,但是明年、后年怎么樣?十八大以后,按現在中央所說的,這是改革的明確信號,包括這種重大從價格到稅收等配套的改革,而這個配套改革,一定會進一步推到財政體制,財政體制怎么樣合理化,地方政府怎么打造,地方政府怎么能夠在地方體系逐漸培育的同時,又發展陽光制度。再加上更加合理有利的中央和省自上而下的約束。這樣大家所批評的,地方基層財政政策,地方理性負債問題。都在這套方案得到解決,這是追求長治久安必須要推行價稅財產聯動,而它要聯系到其它生產要素,比如說金融方面的改革,我們的利潤、匯率的改革。
下面談談稅制方面的問題。看到財稅改革是對全局服務,對整個新時期的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我們現在所說到的科學發展服務。一定要按照李克強的要求,克服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和機制。稅改要包括三個主題詞:第一個叫減稅。這個減稅要在結構性減稅方面,把功夫用足。關稅環節是不是應該考慮可能的一些資源替代、環境替代更多鼓勵進口,能降低關稅。營改增已經成了明確的態勢,進一步向全國其他省推進,這是今后一段時間,結構稅里面一個重頭戲。另外小微企業、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要結合稅外負擔的清理整合。你現在看小微企業辦法,其中有減免辦法,有免提高,信號還是很強烈的。
結構性減稅看起來還是有問題,實際上跟稅和稅外收入跟整個企業優化整合的問題,跟整個內制有內在的聯系。比如說鼓勵企業的創新活動,我們有非常清晰的政策框架,企業研發RNG,如果認定之后最高可以高到相當于所得稅150%的利率,我這兒投資100塊錢,你哪兒抵免150的所得稅,明顯是一個強刺激,就是鼓勵企業做研發。但實際的落實肯定有問題,有的是企業自己的報表不能令人信服說明你做這個研發,有的是管理環節有意、無意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好。所以無意就是它沒有這個專業知識,它也沒有認真研究上面的政策精神。有意的是說,今年我稅收任務壓力沉重,我完成任務還非常費勁,我還給做抵免等等,這個情況比較復雜,但是總體來說我們應該雙方一起努力,把這個鼓勵企業研發,做到貫徹落實。還有其它一些具體結構性減稅可以考慮的事項。比如說現在有一個信息,中國達到基本養老的支持體系,除了政府牽頭的第一支柱,要發展第二支柱就是企業年終年金。那么第二支柱它應該配合機制,比照美國401條款,要做各稅的遞延處理,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稅收優惠。如果你現在工作者的年齡才30歲左右,你到60歲退休。30年里面的個稅,你進入基金,企業年金第二支柱之后,30年里面所有的通脹因素,全都有規定,30年以后怎么樣數據,這個肯定是算起來非常核算的事情。但是這個鼓勵企業年金得到一個稅收方面優惠機制,讓它更好的發展,這樣的一個機制,會影響中國的資本市場,這個企業更活躍,更能發揮作用等等。
總之,稅制改革還會在“十八大”之后努力推行,期間還會碰到各式各樣的問題,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該堅定改革的立場,共同促進中國稅務體制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