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改革從何破題？除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另一個“呼聲”很高的領域是財稅體制改革。

　　3月24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新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坦言，當前中國財政面臨兩大壓力：一是外部沖擊下過去幾年的財政赤字；二是今后不斷增加的財政開支和放緩的增收速度之間的矛盾。后者是“實質性的壓力，（目前）沒有什么好辦法”。

　　壓力倒逼改革。在樓繼偉看來，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不僅是建立穩定強大的國家財政，而且還要支撐包容性增長。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也認為：“如果不進行財政和稅制方面的改革，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性會受到挑戰。”

　　“中國的財稅體制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刻，樓繼偉繼任財政部長本身應該代表了一種信號。”一名財稅領域專家對《第一財經日報》評論稱。

　　不要總想著收勤勞者的稅

　　財政政策在政府調節市場經濟中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方面調控經濟增長，但更大更受關注的作用在于通過再次分配，實現社會公平，保障民生，用樓繼偉的話說即實現“包容性增長”。

　　這是樓繼偉履新財政部部長之職后首次公開演講，其題目就是《包容性增長與財稅體制改革》。

　　“財政稅收的改革是專門強調的重點改革，包容性發展要求把創造機會均等、平等發展、維護社會正義放在最為突出的位置，在這些方面涉及非常廣泛。而且往往又同財政制度相聯系，所以財政既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完善財稅制度，也要積極支持配合相關的改革，著重于建立機制，促進包容。”樓繼偉說。

　　正是基于兩者之間的關系，樓繼偉借用解決民生問題的四個原則表達其實現財稅體制改革與促進包容性發展的觀點。這四個原則即去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民生問題四原則。

　　樓繼偉說，財政政策要實現持續性不能“承諾過多而收入不夠”，在民生支出方面“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另外要“完善制度、引導輿論”，“我們的很多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沒有約束的，我們應該幫助窮人，而不應該幫助懶人。”

　　“總體上來看財政政策問題的核心在支出和收入的平衡問題，而支出最明顯的表現在于二次分配，而當前的中國教育、醫療等公共事務方面的支出是非常有限的，這直接制約著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中國人民的福祉。這四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財政支出方面的考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對樓繼偉的演講如此解讀。

　　樓繼偉認為財政調節再分配有三條路，一是注重結果分配，二是創造發展機會，三是通過財政赤字大規模再分配。他認為，實現包容性增長的正確道路是第二條路，尊重和保護市場機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是可持續的。

　　在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看來，財政不應單純進行“結果分配”。

　　“如果單純注重結果分配就可能走上（樓繼偉所說的）第三條路。”楊志勇舉例說，比如購買了保障性住房的人，后來又買了商品房，但原先的保障房不要求退還，這種沒有退出機制的保障房制度，導致政府建多少保障房都不夠。而且還不公平，因為先買了商品房的人不但沒有資格買保障房，而且還有可能面臨房產稅。

　　“身體健全的人不去創造財富，還可以得到保障性住房，那誰來創造財富？”他說。

　　他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從稅收角度來看，政府不要總想著誰有錢就要去收誰的稅；從支出上來看，政府要托底，要保障最基本的公共服務，但保障最后不能和勤勞的人形成太大反差。

　　壓縮還是下放？

　　分稅制是另一個改革熱點。隨著2009年之后地方債務不斷積聚，改革分稅制的呼聲日益高漲。

　　對于不斷增加的財政赤字和地方政府債務，樓繼偉表示了擔憂，但他并未明言是否在醞釀分稅制改革。

　　“現在赤字規模還是比較大的，應該說還主要是為了應對外部環境一些不利的沖擊，今后我們希望不太長，可能也是好幾年，外部環境能夠改善，減少對中國財政赤字增加的壓力。第二個原因是在內部，現在財政支出增長非常快，收入今后我估計就是一位數的增長，不太可能出現超規模的增長。這方面國內的壓力真是實質性的壓力，沒有什么好辦法。”樓繼偉表示。

　　從24日的演講來看，樓繼偉比較傾向于壓縮，而不是下放財權：“首先要壓縮支出，一方面是壓縮行政經費，開支只能減不能增，人員編制只能減不能增，這方面我們應該做出很大的努力。難的是政府已經做出了很多的承諾，特別是在民生方面的承諾，這個承諾是中長期的。”

　　這些支出壓力怎么解決？樓繼偉認為，要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原則，該合并的合并，該完善制度的完善制度，特別是每一項制度應當有自身的約束。

　　對于已有的債務規模，樓繼偉表示：“（要對各種債務）分門別類，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趨勢，再研究什么樣的制度，給人家開一條正道，堵住那些歪門。”

　　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英卓華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地方政府在刺激經濟增長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承擔大量的責任，但相應的財政收入資源卻集中在中央，這種不匹配制度是當前中國財政體制的癥結。這個問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以及社會公平的實現。”

　　“中國雖然存在大量的轉移支付支出，這本身是兼顧區域發展公平以及縮小原有分稅體制的不足而設置的，但這并沒有達到效果，如果轉移支付仍會繼續存在，需要強化透明度。”英卓華說。

　　“財政體制改革最大的問題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問題。”楊志勇認為，正在進行的營改增放在財稅體制改革中只是小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財稅體制不改就進行“營改增”，以后會對西部的影響比較大。

　　他表示，財稅體制改革首先應當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其次要理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分別做多少的問題。

　　“如果讓地方政府做，收入怎么劃分，不僅是稅收，還有資源的租金、利潤怎么分。”楊志勇認為，正常情況下地方的錢是不夠花的，中央怎么補，補多少合適。“去年地方花一塊錢，平均有4毛是中央政府出，這恐怕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