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眼中的“營改增”充滿了魅力。“它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完全可能成為引發一場新的重大財稅體制改革以及重大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的導火索。”高培勇如是說。

　　11月8日上午9時左右，高培勇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受了證券時報記者的專訪。此時，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正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八大報告中對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描述備受關注。改革，顯然已是共識。在高培勇看來，營改增啟動之后，新的財稅體制改革以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值得期待。

　　高培勇的邏輯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下，中國要保增長、調結構，最終落實到調整產業機構。而調整產業結構的突破口不是在制造業，而是在發展服務業。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稅收平衡問題就浮現出來，營改增應時而動。營改增的推進必然牽扯到地方和中央的稅收分成，地方新增稅種的開辟，由此還會產生機構和人員的變動。與之相對應，所謂“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或“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分稅制原則，就有了重新審視并布局的前提和必要；以國、地稅分設為特點的現行稅收征管的格局，就有了重新考量并調整的前提和必要；整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以及整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行政關系，也就有了重新界定并規范的前提和必要。

　　“從事教學研究這么多年，我個人對財稅體制的認識，可以用八個字概括：覆蓋全部，牽動大部。”高培勇說，覆蓋全部說的是財政職能的運行可以覆蓋其他所有的部門；牽動大部說的是政府和企業、居民之間的關系。政府與企業、居民之間有各種各樣的關系，但最核心的是在稅收。所以，歷次重大改革，財稅改革都是走在前面的，由此將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事實上，改革開放30年來，每次重大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都是其核心部分。

　　那么，由營改增引發的財稅體制改革以及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究竟何時能夠啟動？對于時點的判斷，有著20多年財稅領域教學研究經驗的高培勇坦言“不知道”。“這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領導層的決心，一個是大勢，兩者缺一不可。這是個政治抉擇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政策的推演過程。”高培勇說。

　　他指出，現在的營改增只是觸及表皮，核心利益分配問題尚未觸及，更別說機構設置和人員安排問題了。“中央并沒有給出一個方案，實際上目前都還沒有討論到這個層面。”作為一個專注于財稅領域的研究學者，高培勇對此還是充滿信心。

　　回憶起1994年那一輪新中國建立以來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稅制改革，高培勇說，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遇到的困難也很多，但最終還是跨過去了。1994年的新一輪稅制改革，其基本原則被界定為“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這16個字，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沖擊力。

　　高培勇坦言，現在的形勢犬牙交錯、利益縱橫，雖說難度比上一次要大得多，但是改革共識已經基本形成了，“各種社會矛盾積累到今天，不往前邁步就難以維持，因此必須邁步向前。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那也得推動起來。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我們有義務和責任，也有信心把財稅改革問題研究論證得更好，并且積極地加以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