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世界銀行發布了中國一季度經濟季報，其中提到，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遠高于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稍高于歐盟15國的平均水平，較之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則超出近一倍。世行建議中國下一步要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政府應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同時將社保繳納占工資的比例下調。世行報告再度引發中國稅負高低之激辯。
個稅和社保刨去大塊收入
世行報告中，勞動者平均稅率（稅楔）是計算稅負水平的主要依據。根據報告，中國正式部門勞動者的平均稅楔近45%，不僅超過歐盟15國水平，也遠超包括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
所謂勞動者平均稅率（稅楔），指的是雇主實際負擔的勞動力成本和雇員實際稅后工薪所得（含政府福利項目取得的現金收益）之間的差額，其算法為（總勞動成本–凈工資收入）÷總勞動成本。總勞動成本和凈工資收入之間的差額，涉及個人所得稅，也涉及社保費等內容。
世行報告認為，中國目前居民收入低，還不只是在總量上，實際上在繳稅以及繳納社保費用等方面，居民的負擔水平也很高。
我國個人所得稅自去年9月1日調整后，由原來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七級。其中，中國內地個稅免征額由2000元上調至3500元，最低一檔稅率由原來的5%下調至3%，這些減少了中低收入階層的個稅負擔。但也有部分群體個稅在增加，譬如最高稅率45%的納稅群體，由原來應納稅額10萬元以上，擴充至8萬元以上。
目前，我國社保繳費包括“五險一金”，即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這些雖不是法定意義上的稅收，但具有強制性。在我國社保費征收主要由稅務機關負責，采用代扣代繳方式，是一種準稅收收入。
居民繳納社保的費用，一般達到居民收入的40%比重。個稅加上社保繳費，刨去了勞動者工資收入中的一大塊。顧永波在上海惠民貿易有限公司任部門經理。去年，老板平均每月花在他身上的人力成本為9220元，其中包括工資、車補、通訊補貼、獎金等。但他每月實際到手只有5500元左右，這還是公司幫他代繳了個人所得稅和個人應付的公積金部分之后。“企業是以職工的全部收入為基數繳納社保費，公司繳37%，個人繳11%.就這樣還容易引發矛盾，員工覺得到手才五千多，嫌少，公司實際上卻花了1萬元左右。”公司的老板楊利平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世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韓偉森認為，由于個稅累計稅率高與社保繳費的基數高，這導致了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太高。“比如最高收入人群的個稅稅率為45%，再加上其他繳費，包括雇主和雇員繳納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最后公司所支付的費用與這些人拿到的薪酬差距很大。”
社保繳費率名義上很高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顧永波那樣全額繳納社保費用。“社保繳費如果繳全的話，確實會占到收入的40%以上。但很多單位并不按照員工的實際收入繳費，而經常會采用一些變通的手法，比如把工資分為基本工資、績效工資、職務工資等好幾檔，靈活采納繳費基數，一般把工資單上前兩項或三項相加，這就大大低于實際收入，有時候甚至到不了社會平均工資。這樣一來，社保繳費負擔就大為降低。”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在上海一廣告公司任職的蔡娟，每月收入可達7000多元，但公司卻一直按她工資單的前兩項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之和為基數，為她繳納社保。“這兩項加起來只有2500元，還到不了去年上海的社會平均工資。”蔡娟稱。
事實上，我國社保繳費基數有上下限的規定，最低不能低于上年度全市平均工資的60%，最高不能高于300%.“以平均工資的60%為基數，一般是針對低收入勞動者，比如說農民工，可能連平均工資還沒達到，于是設一個最低線。問題是很多企業里，工資管理不太規范，對很多員工都按平均工資的60%來繳。當然，繳費也有封頂線，因為這是與社保掛鉤的，社保待遇也有封頂線。”張車偉稱。
據張車偉估算，目前社保實際繳費費率也就在百分之十幾。“根據去年總工會的數據，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2005年是36.7%，總工會指的應是工薪收入占GDP的比例。去年若仍維持這個比重，工薪收入則大概有15萬億元，而社保所有收費每年約2萬億元，算下來也是百分之十幾。”
“我國的社保繳費費率名義上偏高，但實際并不高。這就造成社保繳費費率一時難降低。這就出現一種很滑稽的狀況，看起來這么高的社保繳費費率，但社保水平還很低，不相匹配。這是一種制度的扭曲，很不正常。”張車偉表示。
社保高繳費有歷史原因
對世行報告所提的“勞動者稅率”這一概念，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群義感覺比較陌生。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國際勞工組織有個人工成本附加費用概念，即雇主為勞動者支付的費用。采用較多的概念是勞動者個人的應得收入和實得收入。這個勞動者稅率概念，我沒看到過哪個勞動組織采用。”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認為，這是一個比較新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角度，多了一個分析收入分配狀況的指標，從這一點上，我對此表示贊成。”
不過，對世行報告的說法和計算結果，蘇海南認為不太準確。“社保繳費和稅還是有區別的，不能簡單地定義為稅負，因為社保繳費最后還是要回到勞動者的口袋的，只是延期支付而已。將這塊界定為稅負，我覺得概念有一些模糊。并且據此得出結論，說中國勞動者稅率世界最高，也不太客觀，失之偏頗。”
此外，蘇海南告訴時代周報：“我國企業的社保繳費比例確實是比較高的，這有其特殊原因。因為我們市場經濟起步較晚，以前又沒有實現社保制度，因此我國社保繳費的欠賬相對比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就大很多。出于無奈，就用較高的相當于工資總額的比例去讓企業繳費，這對企業特別中小企業是一種很大的壓力。但現在暫時也沒有太多的辦法。這種費率可能還要維持一段時間，今后隨著財政收入的繼續增長，政府將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財政支出用于社會保障，因此，今后應考慮把社保的繳費費率逐步合理地下調。”
不過，以企業和個人高繳費來補歷史欠賬，在上海資深投資顧問林端方看來，“社保欠賬不是老百姓和企業欠的，是財政欠的。我國社保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拷貝智利模式，實行統賬結合，但智利的歷史欠賬，是由政府發債券逐步償還的。我國現在都讓企業和勞動者承擔，顯然并不合適。政府不能老是盯著老百姓和企業的口袋，這種觀念要改變。而且財政不是沒錢，是有錢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下屬的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近期調查發現，2012一季度企業成本持續上升、社保稅費負擔依然較重，50.3%的企業認為社保、稅費負擔過重，比2011年提高了7個百分點。
“社保繳費真的太高了，是企業不能承受之重。”楊利平也表示。
高個稅引發逃稅沖動
為降低過高的勞動者稅率，世行報告建議，可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繳費，另外降低居民的個稅稅率，同時引進房地產稅等新稅。
“實際上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對于整個稅收的比重幾乎可以忽略，只占5%左右，而提高個稅起征點，其實也意義不大，因為現在繳納稅收的人只有20%左右。”韓偉森說。在此狀況下，降低居民的個稅稅率，便成為更實際的選擇。
“我國個稅的邊際稅率是45%，顯然偏高了。”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時代周報。“高收入群體的逃稅動機就比較強，因為稅率達到百分之四五十，人們就不愿意交稅，千方百計地逃稅。而且收入高到這個程度，逃稅一有動機，二也有方法。這是維護個人收入、財產的一種本能，這就使得過高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的實際征收效果并不好。”
李煒光建議，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在30%、35%就足夠高了。“企業所得稅是25%，個人所得稅也不要距離太遠。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高稅率對應高福利，富人多交稅也無話可說。但中國目前的稅率跟福利的關聯度并不大，所以高收入階層的逃稅意愿就很強烈。”
去年9月起實行的新個人所得稅制，也使得應稅額9000-20000元的群體稅負增加，由20%上漲到25%.在李煒光看來，中等以上收入人群稅負增加，不利于中產階級的形成。
但在蘇海南看來，世行建議降低個稅稅率沒什么道理。“個人所得稅是調節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的，我們現在提高免征額，九級改成七級，中等偏低收入以下的人基本沒有個稅壓力了，中等以上收入的人要多交稅，這恰恰起到調節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要是去調節稅率，窮人不交稅，富人也少交點稅，這不是又把能縮小的差距給拉大了？”
孫群義則建議，可以考慮取消住房公積金，用這個方法來減少繳費。“住房公積金現在已經失去意義，既沒有用于職工的住房，繳納以后又在不斷貶值，到了可以取消的時候了。”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與OECD成員國相比，中國個人所得稅與社會保障繳費在GDP的占比都比較低，但勞動者稅率較高。
此前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國居民工資占GDP份額，在1995-2006年間從59%逐年下降到47%.而在經合組織（OECD）的國家，勞動報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2008年，大部分國家基本上都在60%以上，高時達到90%.
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事實上，不同的研究者按不同口徑計算出各種數據，從8%到近50%，各說紛紜。蘇海南告訴時代周報，據他測算，1992年我國勞動報酬占比曾達到過54.6%，近幾年出現了下降趨勢，工資的增速沒能趕上勞動生產率的增速，現在大約在49%左右。“如果到達55%-57%，這個水平是可以的。現在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起碼應不低于1992年曾達到過的占比。”
說到底，想方設法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才是減輕勞動者稅負、提升勞動者收入的根本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