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組組財經數據開始躍入眼簾，全年全國財政總收入可望超過13萬億元。公開數據顯示，江蘇“兩稅”總收入超過了1.1萬億元，如扣除海關代征和社保基金收入，全省稅收仍逼近萬億大關。

　　充盈的財政是執政之基。在全球經濟一片凄風苦雨中，中國經濟依然特立獨行，不乏亮色，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強的政府財力即為顯著特點。財政收入是綜合國力的體現，相比于那些在危機中苦苦掙扎，高負債、高赤字、揭不開鍋甚至政府要關門的歐美國家來說，過去十多年間，我們20-30%的超高的政府收入當然可圈可點。

　　入庫的稅收都是真金白銀。中國經濟的持續較快發展，稅法普及，合法納稅的企業與個人增加，納稅人的遵從度提高，征管技術和水平提高等，都是稅收高增長的積極因素。當然，在中國經濟起飛的大環境和轉型時期特殊體制紅利的共同作用下，壟斷性行業因其獨特的價格管制及不充分競爭，在創造出巨大利潤的同時，也貢獻了可觀的稅收。在實體經濟較為困難的2011年，銀行業利潤“高得不好意思說”，全行業利潤過萬億。當然，這些壟斷性行業稅收貢獻度也較大從江蘇國稅收入構成分析，2%左右的大型企業貢獻了80%的稅收。

　　經濟集中度增強的同時，財富也日益向少數人集中。仍以江蘇為例，去年9月，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高至3500元后，有7800萬人口的江蘇，“達線”交個稅的尚不足200萬人。有專家測算說，全國13萬億的總收入，如果對應13億人口，人均貢獻度為1萬元。而目前全國年人均收入尚不到1.5萬元。我省居民收入相對較高，2010年城鎮居民年均收入也只有2.3萬元，農民年收入接近1萬元。這說明，在社會財富的大蛋糕的分配中，普通勞動者收入仍有待提高。

　　社科院財貿所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顯示，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達32.2%，而美國、日本宏觀稅負分別為27.9%、28.3%。我們的居民收入尚沒有成為高收入國家，但在“稅負指數”上已躋身高收入國家水平，稅負水平超過經濟發展階段和企業、民眾的承受能力，已成為經濟轉型的最大掣肘因素之一。

　　中國歷代開明盛世都強調輕稅薄賦，涵養民生。當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困難倒逼稅制改革的加快。在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在緊鑼密鼓地推行。企業所得稅從3年前的33%下調到25%，以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標志，個人所得稅的平均稅率也呈下降趨勢，對小微企業實施大范圍減稅等等，多項減稅措施大面積推開，數百項部門規費被強行取消。應該說，這些工作已頗有起色。但是，要扭轉長期畸形的收入分配結構，財稅改革仍有空間。

　　當然，財政收入增長意味著政府有能力承擔更大的責任。政府如何花好錢，事關中國社會管理模式和行政治理結構如何更加透明、精細、科學和高效。我們的現代稅收制度建立時間還不長，財政預算的透明度和對行政權力的制衡還不完善，我們的政府比西方國家的政府“大”很多，要管的事也比人家寬泛許多。近年，隨著社保體系的廣覆蓋，如何把增收的財政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用于養老、醫療等社會安全網的構建，政策方向已經明確，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需要加強和完善，這也是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正途。

　　溫家寶總理在不久前的一次調研中說，國際金融危機已經4年了，給我最深的教育就是一個國家要想能應對危機，必須有發達的實體經濟。發達的實體經濟，離不開有競爭力的稅制環境，無論是對于轉變發展模式，引導內需，還是提高民眾的收入水平、實現收入倍增，最終提高消費力，都必須下決心降低總體宏觀稅負，并大幅度提高社會福利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在外需萎縮、投資增長乏力的大背景下，內需是重要的增長引擎。我國家庭消費占GDP約1/3，不到發達國家一半，也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55%的水平，但卻有天文數字般的高儲蓄。物價偏高、保障偏低是長期以來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如何實施更大力度的減稅計劃，將更多的財政支出投向民生和社保事業，讓百姓有信心消費，這應成為財政收入高增長后的理性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