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處理好收入分配問題，關系到中國現代化的全局與命運。我們需要優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懸殊，抽肥補瘦。

　　最近，收入分配改革問題備受關注。這個問題，也是小平同志晚年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問題。他甚至認為，怎樣處理好收入分配問題，關系到中國現代化的全局與命運。我們需要優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懸殊，抽肥補瘦。這方面要推進的財稅制度建設和調節方式，可以考慮如下幾點。

　　第一，現在我們在數據上已經可以認定，近幾年國民收入分配中企業形成的收入明顯提高，應該對于國企收入做出一定的再分配調節。主要是大型企業，特別是有壟斷特征的國有大型企業，他們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年來是明顯提高的。這些壟斷，包括不可避免的自然壟斷因素，另外也有一些是國家給予的特許權所形成的壟斷因素。某些壟斷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加以消除。這些改革在推進的同時，應該在壟斷企業、大型企業上繳國有資產收益方面，做出進一步的實際調控。應該肯定，2008年已經正式運轉的中央級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里面的一個進步，就是這些在國資委管理監控之下的100多家大型企業，大體上已分別按照5%和10%兩檔向國庫上繳資產收益，這種上繳比例還應再適當調高。按這個發展方向，以后應該在制度上，通過國有經濟的進一步戰略性重組，使中央級的國有大型企業最后收縮到100家以下，從而可以逐步地發展一戶一率的特定法案，通過代表全體公民利益的立法程序，在法案上形式上確定某一個特定國有大型企業按什么樣的功能定位、應該怎么處理向國庫上繳資產收益的分配事項（石油特別收益金已有這種模式的雛型）。

　　另外一點，各個方面非常關心的個人所得稅，應按走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思路作出改革。現在按照十一個分類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框架之下，簡單地討論提高起征點沒有意義。財政部網站上所說的如果現在起征點簡單抬高實際上對富人更有利，就是在這個前提條件下說的，即個人所得稅其他都不變，只提高起征點，就是這樣一個結果。但我們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推進中央早已在文件里寫明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這個改革方向上的綜合配套改革。我個人的建議是，可以首先把資本利得拋在一邊（即資本利得可能還要處理為分類，它比較敏感、比較特殊），其他的各種收入看有沒有可能都進入綜合。這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事情，是要做好使相關技術性前提條件到位的工作。現在每個人有公民身份證，身份證號碼應該成為各人的社會保障號碼，同時也應該成為個人納稅號碼，同時配上金融實名制和金融系統的計算機聯網。這樣可以把一個人名下在各個金融機構的年度利息收入合計在他個人的號碼之下，然后再以超額累進的方式征收個人所得稅。

　　那么超額累進稅率的設計應該怎么樣考慮呢？我認為，極而言之我們可以不動起征點，在一開始過了起征點的這個檔次上，可把稅率調低到1%，最高不超過2%，它對應的是比較低收入的社會階層，這些人雖然也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但原來一交就是按5%交，現在降低到1%，使他既進入納稅人范圍，又明顯降低了稅負。1%的稅率，可以一直延伸到所謂“中等收入階層”的下沿。

　　再有，對于稅制里于收入分配領域里可以發揮作用的另一個稅種——不動產稅，也就是物業稅，應該給予特別的關注。過去文件里稱之為物業稅，是借鑒了香港的物業稅的表述。但實際上這個稅的設計和香港的物業稅有區別，它應該對應的是市場經濟成熟國家所稱的、地方政府要作為它的稅基和主要財源支柱的房地產稅或者不動產稅。我們現在如果把它定位為房地產稅，在保有環節征收，要做稅基評估，形成調節機制，好處有很多，可以校正地方政府職能與行為，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等。除此之外，它會給中國有產權房的社會成員增加一個保有環節的稅負，這個稅負可以起到一定的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當然也不排除一定條件下的稅負轉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