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月收入近6千元的公務員工資條，上面個人所得稅居然為零。“零稅門”事件沒有完結。最近的消息是：“相關負責人出來澄清事實，說北京對公務員個人所得稅管理非常規范，不存在沒交或少交個稅的可能”，但“既然已經納稅，工資條上又顯示個稅為零，則只能證明已有代交方”，這個代交方很可能就是單位的“小金庫”。（4月10日《青年周末》）

　　問題出在哪，媒體鍥而不舍地追問，然而面對的卻是非對稱的對話格局：站出來“剖析”問題、“解釋”來由的仍然是“一名劉姓財會人員”、“一名做了十多年財會工作，在多家公司工作過的財會工作者”、“某部委主任科員”、“中央財經大學”的“著名財稅專家”……可這些或隱名或顯名的解讀者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于是公眾愈發“好奇”和“猜忌”。

　　而與這種唾沫橫飛的社會輿論相反的卻是“應然主體們”的沉默：且不說法律制度如何規定，僅從一般的常理而言，此事件中工商部門和稅務部門的所謂回應也是可疑的，因為“一張工資單個稅為零”的罕見事實顯然至少是這兩個當事部門共同行為的結果。而若要評判當事者短長，顯然需要權威的中立第三方，或至少更高層級的監督者調查、澄清、裁判才能服眾。

　　我們并不缺這樣的主體，也并不缺這樣的制度架構。當某些“非專業”的媒體、網民無意間窺見了某個法定制度上的可疑問題點時，一個正常的反應是：這樣法定監督和處理機構應該像遭遇病菌的人體免疫細胞一樣，立刻精神抖擻地投入戰斗，但直到目前，那些應然的質詢主體、調查主體都還沒有出現。

　　這似乎并非孤例，從至今仍懸而未決的“周老虎風波”中，也可以窺見法定監管主體們姍姍來遲的身影。

　　俗話說，習慣成自然。不知道習慣性的“來遲”乃至“缺位”會不會最終成就“看客式”的自然，然后每到什么“熱鬧”事情發生的時候，近乎遲鈍地站在紛擾的人群之外觀望。

　　一個法定、明確、應然、專業的調查處理程序的缺位留下的空間，必將由“無知”的憤懣、刻薄的猜疑、夸張的描述、刻意的扭曲填滿，以致病入膏肓后的再行療救都讓人覺得難以扭轉固有認識，最終極大影響政府部門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