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個稅的調整幅度，目前的個稅起征點的調整明顯滯后。”雖然在兩會召開的三天前中國第四次提高了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從1600元/月上調至2000元/月——但這一標準在全國兩會上仍受到了人大代表的質疑。部分參會委員代表建議，個稅起征點應該調整至3000元，如果有可能，最好調到5000元。

　　這個額度的調整公布后，再次掀起了討論高潮。記者采訪時發現，減少的幾十元的稅負，并沒有多大程度上影響百姓生活，對于收入相對較低的工薪族以及部分中高收入者，共同的一個心聲是：“2000元起征點，仍然有點低。”

　　對于起征點的調整，調多少，怎么調，如何體現公平的要義，成為了此次兩會代表熱門話題。據《北京晚報》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在提交給十一屆政協一次會議審議的提案中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5000元人民幣，以降低工薪階層稅負，拉動國內消費。

　　宗慶后表示，3月1日起，個稅起征點上調至2000元人民幣/月，但這一起征點的調整依然沒有回到原來設立個稅的初衷。工薪階層成為征收主體。目前物價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個稅調整幅度，起征點的調整明顯落后。而且，提高起征點對于國家財政收入不會有大的影響。

　　提案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5000元人民幣。根據目前的物價上漲趨勢，這一起征點最多也只能保持三、五年穩定期。但對普通工薪階層而言，一般的收入不用再承擔個稅，會激發消費熱情。根據目前的稅率，即使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工薪階層少繳的稅額也只有325元。這一減少的稅額，完全可以通過開征消費稅來抵消。

　　無獨有偶，全國人大北京團代表、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柳傳志也建議，個稅起征點應該調整至3000元，如果有可能，最好調到5000元。

　　柳傳志用三個理由來解釋他的這個建議。首先，國家經濟需要消費拉動，3000元收入的人群正是主要消費群體。個稅起征點提高，相當于讓這一群體提高了收入，必將增加消費；其次，政府強調，物價上漲不要影響中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而調高個人所得稅標準正是有方向補貼的好方式。

　　個稅改革一直以來都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最終目的是使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稅收體系完善，更好地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目前，個人所得稅法只起到了調節城市工薪階層收入的作用。以青島為例，多年來，工資薪金所得依然是個人所得稅收入的主要來源。即便是在這個范圍內，也僅僅是對高工薪者的高稅負征收，而缺乏相應的社會回報。在北歐等一些高福利國家，雖然稅收高，但并不成為百姓的負擔，相反老百姓能從這種“高稅收高福利”的體制中獲益。

　　其實，個稅免稅額度的多少并不重要，關鍵是高稅收是否能夠給老百姓帶來較高的社會福利待遇。也就是說稅收應該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