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23日閉幕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率領中國代表團與美國國會議員進行閉門會談，但議員們對他們想要的會談結果并不滿意。

　　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是否需要“甩開”布什政府，直接去與中國對話。“我們只給了政府很有限的權利去和中國對話貿易問題。”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瑞格在會面后稱。

　　“國會將全力推進一個新的中國貿易議案，必須用關稅懲罰來推動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瑞格剛剛走出與中國代表團的“閉門會”現場，便急切宣布國會的“下一步”。在與美國國會議員“交鋒”后，吳儀昨天在美國財長保爾森陪同下會見了美國總統布什。

　　美國國會的“人民幣來信”

　　“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人為低估非常地關切。”吳儀昨天從瑞格手中收到了一封來自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語氣強硬的公開信。

　　對于本次奔赴華盛頓參加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中國代表團而言，盡管在談判桌對面的是美國財長保爾森領銜的美國政府代表團，但由民主黨把持著的美國國會才是最麻煩的對手。

　　因此，盡管戰略經濟對話昨天上午已順利閉幕，保爾森也以“取得切實的成果”表達了美國政府對本次對話的基本滿意，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吳儀與中國代表團昨天下午與另一位女強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會談具有相同的重量級含義。

　　事實上，美國的議員們昨天在會面中一開始就稱達成的協議是“很不充分的”。佩洛西昨天也向吳儀發出了國會自己的聲音：“我們很關切匯率和美國商品在中國遭遇到的知識產權困境，但我們相信中國能取得突破”。

　　“對話比對抗好。”吳儀昨天特意向美國國會傳達了這一信息。

　　但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瑞格顯然對“對話”并不感興趣，在會后便宣布了該委員會將盡快草擬一份新的中國制裁議案，以高關稅施壓人民幣升值。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此后也表示，考慮出臺一份“允許美國公司申請向特定中國產品施加新關稅”的最新議案。

　　“在白宮的新聞稿中，有一個詞的省略格外耀眼——匯率。”“人民幣關稅議案”的始作俑者參議員舒默昨天發表聲明稱，而這也恰恰點到了國會對此次戰略經濟對話最不滿意的地方。參議員包克斯、眾議員拜爾都公開表示，不能忽視會談雙方對這個問題的回避。

　　美國制造商協會主席英格勒在稱贊了民航、金融服務業開放，能源合作和大額采購上取得成果之后，也委婉地表示出希望加快升值步伐的意思。

　　周小川：人民幣速度很合適

　　事實上，算上昨天，人民幣已連續第6個交易創下匯改以來新高。當天人民幣中間價報7.6525，匯改以來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已達近5.98％，無限接近6%大關。

　　“我們注意到中國匯率升值在過去幾周內加快了步伐。我們希望這不是為了戰略經濟對話而裝飾門面，而是持續下去，朝這個高層對話設計的結構性變化加速前進。”

　　美國國會們或許也“誤解”了保爾森，保爾森昨天在會后也表達了匯率上的失望。他表示，中國方面明顯認識到、并在原則上也同意，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需要增加。但無論是從貿易上看，還是從經濟角度看，人民幣還需要繼續變動。

　　保爾森表示，中國放大人民幣波動區間是正確的一步，但他更關心的是中國會不會真正利用新的浮動區間來加速人民幣升值，“真正的試金石是看今后一個時期里人民幣匯率每天的靈活性會怎樣變化”。

　　央行行長周小川或許是本次經濟對話中對人民幣發表最多看法的中國官員。周小川昨天在陪同吳儀與美國國會議員們會面后表示，雙方在匯改的“大方向”上并無二致，“只是應該以何種速度上推進有一點點的不同意見”。

　　“美國國會或許認為中國可以進一步加快匯改進程，但我們認為目前的速度是很合適的，中國已經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周小川透露，中國政府目前承受了很多來自國內出口商和其他行業的壓力，“他們要求我們能夠稍稍放慢人民幣的升值速度”。

　　周小川“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國內的出口商向我們施加了很多壓力，他們要求中國政府放慢升值速度。”央行行長周小川昨天以一個相當地道的“美式語錄”回應了心急火燎促升值的美國國會議員們。

　　美國議員們如果聽懂了周小川的意思，應有珍惜“眼前大好局面是多么來之不易”之感：中國政府頂住了國內壓力……

　　與國會議員們拍腦袋得出的人民幣被低估了30%-50%的結論相比，人民幣自匯改以來8%的升值幅度自然不能讓他們滿意，但如果周小川們聽了出口商的話……升這么多就不錯了！

　　與中國官員在人民幣議題上一向的“防守性”措辭相比，周小川此次的回答大有“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之妙，“卸”字訣用得精當。

　　當保爾森等美國內閣官員與中國官員談人民幣問題時，大體上會作出一幅“委屈”實則要挾的姿態：我們正承受著來自國會要求大幅升值的壓力，如果你們不應我們的要求有所行動，到時候國會制裁你們后果就不堪設想了——美國的官員們往往習慣于營造這樣一個“紅白臉”的經典情境。與此同時，美國的國會議員們往往也會很巧合地跳出來表達對政府“過于軟弱”的憤怒，作出形形色色的“威脅”。

　　而當美國國會議員們向中國表達著種種關于人民幣升值速度太慢的抱怨之時，大體上則會扯出另一股力量——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們。在本次戰略經濟對話前后，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下屬貿易委員會主席列文就公開表示，如果政府繼續拒絕采取行動，而中國也沒有拿出有效行動，國會將代表美國企業和工人制定立法。

　　而在這樣的時刻，美國國內的各種工會組合和制造商協會則也會很巧合的跳出來“傾訴”他們如何被便宜的中國制造逼得走投無路，照例也是威脅一大堆。而國會呢，正好搞出一幅與中國并無私怨，僅僅是“為民請命”的形象。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周小川昨天搬出“國內的出口商”正是遵循了上述的“美式智慧”：出口商們想放慢速度，我們已經很努力了。

　　有趣的是，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去年年底也曾用過這一招，他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描繪了一幅“災難性的”景象，而人民幣年升值超過5％將意味著上述“潘多拉之盒”的開啟。“數百萬民工們將悲傷地失去他們的工作，許多低工資崗位將永遠地從中國消失。”

　　如果說一定要給周小川和樊綱找點可以“提升”的地方，不妨“巧合”的讓出口商和民工們公開表達點“偏激”的反升值觀點，豈不更加美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