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23日開始審議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擬將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起征點）由現行的1600元提高至每月2000元。此項草案一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將于明年1月1日起執行。對此，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就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做說明時表示，把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提高至每月2000元，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占全國職工總人數比例將由50％左右降為30％左右；同時，財政收入將減少約300億元（《東方早報》12月24日）。

　　可以說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的說法，在計算理論上或許不能說有什么問題，由此得出個稅調整后的工薪階層納稅人數比例，將減少為全國職工總人數的30％的數據，也就是70％工薪階層將不用再交個調稅的說法應該也站得住腳。然人們如能換個角度，也就是從個調稅所應具備的社會收入調節功能，以及社會分配公平觀點看，謝部長的這個說法或許并不能證明這次個稅修正案草案的合理性。

　　首先因為是，由個人所得稅標準確定的指向講，其所應當追求的政策指向是通過對社會不同收入的調節，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社會收入的合理性，并進而對社會公平達到相應程度的推進。所以就此而言，以工薪階層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并將此比例作為個人所得稅調節標準，應該更具有社會正當性公正性。因為對此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在工薪階層收入本就在國民總收入占比例較低的前提下，沒有把個稅調節的重點放在高收入社會群體身上，而把將其放在眾多的低收入工薪階層身上，那不僅不利于扭轉工薪階層成為個稅納稅“主力軍”的不合理局面，同時，由此也可能形成“劫貧濟富”的不正常社會效應。而這，顯然與個人所得稅所應具備的收入調節功能不符，并且以社會公平角度也同樣也說不過去。

　　還有，不說200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已超過四萬億元，也不說今年的財政收入預計有望超過五萬億元。同樣以財政收入與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的關系講，個稅標準的調整，或者說個稅起征點的確定，本就應以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對此也就是說，個稅起征點的確定、以及怎么確定如何確定，只能以社會公共與公眾福利為目標，而不應與財征收入是否減少為前提，二者也不應有掛鉤關系。所以就此而講，謝旭人部長在做上述草案說明時的財政收入減少，并不能證明這個修正案草案的合理性。相反，同時倒讓人發現，財政部將此作為“理由”列入草案說明，在某種意義卻反證出個稅草案背后的行政理念還存在一定的缺陷。

　　所以，對上述個調稅起征點擬將提高至2000元的方案，雖從實用角度講，可以說調總比不調好。然以個稅的調節功能和社會公平立場，以及財政部所做的說明看，這個個調稅修正案草案離其所應具備的社會公正性與合理性，似乎還相距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