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價特別收益金（俗稱“暴利稅”）政策終于出臺。自4月1日起，國家開始對石油公司征收特別收益金，用作補貼成品油價價差及幫助因為成品油漲價而受影響的弱勢群體。業內人士測算后表示，一直享受著上游壟斷成果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巨頭將為此支付近300億元人民幣。

    我們關注這一進展并為之叫好。雖然說，在一些產油大國，收取暴利稅的做法已較為普遍，特別是在石油價格上漲時，國家通過征收暴利稅，將石油的溢價部分收歸財政，用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失衡。但中國開征暴利稅的意義不止于此，其更大的意義在于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標志著國家一整套成品油定價體系方案將陸續出臺。

    國內的成品油定價機制一直備受爭議，政府也一直試圖對之進行改革，但進展并不十分順利。甚至某些時候，改革背后激烈的博弈達到“白熱化”。譬如去年夏天發生在華南地區的“油荒”事件，就被媒體指責為是石油企業挾壟斷之利行操縱之實的“證據”。

    這似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在頻頻發生的石油企業與國家發改委之間的價格“爭奪戰”中，石油公司總是表現出極為迫切的“市場化”取向，他們要求漲價的最大理由就是國內外成品油價格嚴重倒掛；而更多地站在全局角度考慮和決策的發改委則擔心，成品油價格上漲過快，其他行業無法承受。

    出于對壟斷特權本能的反感，輿論近乎一邊倒地對石油企業口誅筆伐—這并非沒有道理，近年來，石油企業利潤之豐厚，已經到了令人乍舌的地步。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包括石油在內的能源、土地等一系列重要生產要素價格的非市場化，并不利于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因此，無論是從推動市場有序發展，還是促使政府職能歸位的角度來看，加快推行全要素價格市場化進程，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命題。

    改革的最大難點，應該說依然在于利益分配，如部門利益以及依附于此的集團利益，即他們不愿放棄依靠行政壟斷權力以獲取巨大潛在收益。國家發改委在成品油價格問題上的尷尬處境，其實是由體制本身造成的。為了維護國有資產的權益，為了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在某種意義上被迫以強化壟斷來自我獲利；反過來，壟斷企業亦可能會利用這一點，掉轉頭來“挾持”政府，“挾持”消費者。

    所以，解決我國現有的成品油定價機制的缺陷，需要改變政府目前在市場中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的身份，讓其成為超脫于市場交易雙方的仲裁者。因為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通過行政壟斷而尋求的國有企業利益最大化，難免會出現以犧牲社會利益最大化為代價。這種體制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效運轉，但缺乏長久、穩定的支撐和動力，最終會因為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陷入困境。

    不過，暴利稅的開征，標志著政府逐漸退出利益鏈條，回歸其公共產品提供者本來角色的良性態勢。從眼下的情況來看，成品油價格逐漸走向市場化后，下游消費者的成本支出將有所增加；但是，自然壟斷型企業的利潤組成并不盡然合理（譬如說，盡管從去年7月1日起，我國在全國范圍內調高油田企業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稅額標準，但原油資源從價稅率仍然僅為1.5%，遠遠低于10%的全球平均水平）。因此企業的超額利潤應當留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支配去完善公共事業，回報消費者，而暴利稅的開征正是此意圖的政策體現。未來不斷推進中的成品油定價體系改革，也應該始終堅持這種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