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調整消費稅的范圍，新增了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表、游艇、實木地板等稅目，一為環保、節能，一為引導消費習慣、抑制奢侈。稅收調整政策一出來，人們首先擔心的是稅收的最后承擔者會否被生產者轉嫁到消費者，甚至是“窮人”身上。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財稅系副教授沈肇章則認為，消費稅的一部分負擔，或者說相當大的一部分負擔，最終由消費者承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我國，對奢侈品增稅，并不會殃及“窮人”。

　　供求彈性決定稅收承擔者

　　“消費稅作為國家的一個稅收政策工具，其立法意圖或政策意圖，就是期望通過調節人們的消費需求，引導社會資源配置或調節社會財富分配，實現國家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沈肇章說：“在我國現行的商品稅制結構中，增值稅、營業稅的主要功能是取得財政收入，消費稅的主要功能是調節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從表面上看，消費稅是對生產企業課征，這僅僅是一個課稅環節的選擇問題，選擇在生產銷售環節課征，利于控制稅源，節約征收成本。但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與其他商品稅一樣，無論選擇在哪個環節課征，消費稅負擔總是由生產者與消費者分擔的。至于是生產者負擔多一些，還是消費者負擔多一些，取決于稅收負擔轉嫁的程度。影響稅收負擔轉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還是商品的供求彈性。”

　　沈肇章表示，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該類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如果是生活必需品，則價格提高了人們還是不得不買，故消費者承受的稅負成本較多，廠家就不會主動考慮如何優化管理、提高技術來降低成本或是產業轉型；但對于非生活必需品，則只有生產廠商來消化稅收成本了，這對他們的觸動就比較大。因為廠家任何加價行為都會導致人們減少購買或者干脆不買。二是取決于該類商品的有無替代產品。如果沒有可替代的產品，那么消費者只能接受價格提高帶來的成本，生產廠家就會無動于衷了；在有替代產品情況下，人們就會改變消費行為，轉而選擇沒有征稅的產品，廠家就不得不有所行動———降價。此外，商品所處的市場結構等其他因素，也會影響稅負的轉嫁。

　　奢侈品消費稅會被富人消化

　　結合本次調稅，沈肇章指出，“會殃及窮人”的看法，是人們多慮了。因為奢侈品與窮人的需求無關，而“此次消費稅調整的稅目十分有限，并沒有涉及人們日常消費品，所以對我國整體的消費需求量的影響不大。”

　　不過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他們舉例稱，1990年美國國會決定對豪華汽車、游艇等高檔消費品征稅，其目的是讓消費這些物品的富人交稅，以幫助窮人，結果卻是富人不再消費這些物品而以國外旅游與消費等替代，稅收由生產者承擔，影響經營能力，只好解雇工人，這項政策似乎幫了窮人的“倒忙”，不得不于1993年取消。所以，學者們認為這次對奢侈品征稅也可能導致奢侈品行業工人失業。沈肇章表示，因為目前我國選擇課征消費稅的高檔消費品非常有限，而且如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表、游艇等高檔消費品，其消費群體主要是高收入階層，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不會因為價格的變化而改變消費習慣（高爾夫球及球具稅率為10%、高檔手表稅率為20%、游艇的稅率為10%），所以，消費稅最終極有可能被他們無所謂地“消化”掉。

　　據有關調查顯示，目前國人消費的高爾夫球具、游艇以及高檔手表、豪華汽車等，基本上都是舶來品，因此奢侈品消費稅開征的結果只不過減少了此類商品的進口數量，對經濟的影響充其量是使我們的貿易順差再增加些罷了，人們確實不必要杞人憂天。

　　消費稅不是“安慰稅”

　　此次征收消費稅，大部分媒體的解讀是公平配置社會資源，抑制奢侈品消費，鼓勵發展循環經濟和節約型經濟，也體現了稅收公平，可是也有人說，消費稅是一種“雁過拔毛雁不知”的間接稅，為政府斂財，“劫富”“吃大戶”，平衡貧富兩階層心理落差才是它的目的。

　　對此說法，沈肇章表示反對：“無論在哪個國家，課征消費稅的目的都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調節財富分配，以實現國家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取得財政收入并不是消費稅的主要課征目的。2005年我國的消費稅收入只占全部稅收收入的5%左右，此次調整，增加了5個稅目，取消了一個稅目，具體消費品的稅率也有升有降，而且由于消費稅的課征范圍十分有限，現在只涉及14種消費品，其收入成長性不如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等其他稅種，所以，消費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將來還會進一步降低。”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這次稅收的調整是為了符合我們發展的需要所做出的。在中國，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漸拉大，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許多新的高檔消費品和高檔消費行為，這次通過稅收手段進行調節，強化了稅收的再分配作用。”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隨著貧富差距日漸拉大，向奢侈品征收消費稅，也許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義。這是一個蘊涵道德意味的稅收項目，通過征稅來實現“劫富濟貧”，在某種程度上它也起到了疏導社會矛盾、撫慰大眾心理的均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