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目前都根據本地情況進行了財稅政策的調整，如廣東省近日也出臺政策對受“非典”影響較大的六大行業實行稅收優惠。

　　自“非典”疫情暴發以來，一些服務性行業遭到了巨大的沖擊，如民航業虧損嚴重，許多航空公司不得不大幅度削減客運航班；旅游業遭受了近年來首次重創，國內和國外游客人數劇減；一些行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如3月份以來，廣州市出租車客源少了一半以上，許多司機一天所掙只能勉強交納各種規費和“車份錢”。所以中央和地方的這些措施的出臺非常及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在一些行業遭遇危機時，政府制定措施給予政策扶持，這是各國通行的做法，如“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向航空業提供150億美元資助，使其順利渡過難關。這種應急政策體現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政府通過拋棄眼前的一些利益，求得經濟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疫情屬于原生的災害，原生的災害必然衍生一系列的“次生災害”，原生的災害具有不確定性，我們一般只能進行被動式的處理，但次生災害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可以通過事先制定一些措施加以控制，使災害的影響力降到最小。“非典”疫情下一些行業的困境就是“次生災害”發生的苗頭，試想一下，如果現在不給這些行業以扶持，經營的困境很有可能導致大批企業裁員或倒閉，這將會導致失業率增加和行業萎縮，如果等到那時候才進行扶持，成本必然大大增加，效果也將事倍功半，所以從成本考慮，扶持措施出臺得越早，所花費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就越小。

　　危機對經濟的影響往往具有滯后效應，會給社會發展帶來一些后遺癥。所以必須設置相應的緩沖和吸收機制使這些滯后效應緩慢地釋放，使后遺癥對社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可以看到，目前進行的財稅政策調整應該只是一個開始，政府應該繼續加強研究，根據疫情發展及時調整對策，使政策的發展與危機的發展同步，努力把危機的影響控制在盡量小的范圍之內。

　　我們看到，這次大規模的財稅政策調整涉及的行業之多，影響范圍之廣實為近年來罕見，所以如何把這項政策落到實處是目前最緊要的問題，這需要地方和部門加強協調，需要對實施工作加強監督防止部門利益從中干擾，因此，加強對措施的落實工作應該是當前各級政府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