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錢晟（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特邀研究員）胡怡建（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中國稅務學會理事）朱軍生（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龐金偉（上海國家會計學院遠程教育部門副主任）方衛平（上海財大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主持人：稅制改革箭在弦上，雖遲遲不見確切時間表，但各方關注度從未降溫。最近，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推出課題報告，建議將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由原來的800元上調至1200元。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也有政協委員遞交提案指出，個稅起征點以1500元為宜。轉眼再看，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在實際征繳中，早已突破800元底線，起征點紛紛上浮至1000元、甚至1500元。紛繁的數據，讓人難免疑惑：我國個稅起征點的設定究竟以何為據？
錢晟：800元的個稅起征點，上世紀80年代初設定，沿用至今死杠一條，成為眾矢之的。大家都在討論，起征點究竟多少合適。可我要問，絕對額真有那么重要嗎？如果說800元不合理，那1500元就科學了嗎？就算現在升到了2000元，那5年后呢？可見，單純的數字升降不能確保公平，我們需要的是指標體系，經過系統核算、反復論證得出的標準才是關鍵的科學依據，而這一點正是我們所缺乏的。
胡怡建：回溯歷史，800元起征點設定之初，主要的繳納對象是在華工作的外籍人士，這一量級的收入能確保他們在當時的中國過上國際中等水平的生活。可多少年來，800元成為了一條基準線，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其合理性日漸缺失，民間對于抬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龐金偉：20年前，800元是工薪階層月收入的10至20倍；而今天北京、上海等地居民月收入已逾千，征稅對象由富人擴大為平民。800元這條“死杠”，已經侵蝕到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水平。
主持人：把個稅起征點比作“死杠”，另一層意思體現在全國“一刀切”。起征點到底該怎么動？尤其引人關注。
錢晟：就像企業有生產成本，個體維持生活也有必需開支，因此個稅起征點設立要考慮生計扣除。中國經濟區域差別，使得各地物價指數和經濟收入差距顯著，個稅起征點再搞全國“齊步走”，顯然漠視特殊國情，違背客觀規律。按綜合物價水平劃分不同類型的地區，從而確定高低不同的起征點，才是可行之舉。
朱軍生：事實上，各地已在暗地操作，上海1000元，深圳1500元……中央默許，但付出的代價是對法律威嚴的侵害、對法律剛性的破壞。稅法滯后，使法律本身變成了靈活松動的“橡皮筋”。
方衛平：其實，世界上只有美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在不同地區設定不同的個稅起征點，基于聯邦制國家各州擁有立法權。這一問題在我國又遭遇兩難：各省市需要分類拉開差距，但地方上又沒有稅制立法權限。權宜之計，在于中央設立一套評估體系，將個稅起征點分成不同等級，各地根據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物價指數，對號入座，可在等級間相應浮動。但從整體趨勢上來看，我們期待稅制改革，中央在一定幅度內給地方下放更多的立法權，徹底打破“死杠”。
主持人：從技術角度講，稅前扣除項目的設立，也能起到抬高個稅起征點的作用。歐美、香港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就附加了很多條件，比如撫養子女、贍養老人都要相應減免，購買住房也會一次性返還，所以有可能每月收入上萬美元還未達到納稅起點。增加稅前扣除項目，是否也是我們撬動個稅起征點的一個杠桿？
方衛平：但這在我國又受到很多制約，如信息化、貨幣化程度不高，公民納稅意識不強，誠信體系不完備……過多的彈性指標容易滋生腐敗。美國的前車之鑒也表明，過于兼顧公平，反倒增加了避稅渠道，讓納稅人產生不公允的感覺。
朱軍生：所以在設計上，更應結合經濟走向，由于貨幣分房、醫療支出、教育費用、養老保障等改革使居民收入結構發生很大變化，這部分的稅前扣除項目顯然應該增加。就業也是關鍵一環，一些發達地區征稅以家庭為單位，夫妻只有一方工作的，可以少繳稅，同時又有利于緩解就業壓力。說到底，起征點的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要使個人所得稅成為調節個人收入的“良稅”，最終需要發動稅制改革那根長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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