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稅收在今年1月～9月又實現了高速增長。迄今為止，已經實現收入1524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71 6億元，增長率為21.7％。這既有點出人意料，也算是情理之中。之所以說出人意料，是因為我們畢竟剛剛經歷了非典的侵擾。記得在4月～5月非典肆虐的時候，為數不少的經濟學家曾經預言，今年的稅收收入將隨著GDP下降若干百分點而以超過 GDP降幅的比例減少，財政收支形勢將因此變得異常嚴峻。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之后，人們發現，稅收的情勢并非像許多人曾經預言的那樣糟糕，反而保持旺盛的增長勢頭。之所以說情理之中，是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具有特殊國情的國度。將外來的、在許多國家應驗的分析方法不加篩選地用來判定中國的事情，肯定要有出入甚至有較大的出入。對中國稅收收入增減趨勢的判斷，就是一例。

　　這件事留給人們的深刻啟示是，把握中國國情是能否對中國經濟問題給出恰當判斷的一個關鍵要素。在引用國外的很多分析工具的時候，要注意它們同其所植根的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相關性。如同引進國外觀賞魚，要將魚和適于其生長的水一同引進，或者，起碼要對用于養魚的國內水源作出相應的改造。

　　中國稅收的確具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點。比如，計劃經濟年代高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旗幟，將政府收入的重擔壓在國有經濟單位身上，而不對或很少對除此之外的家庭和個人征稅。即便那時的非公有制單位也要納稅，但一來它們的規模不大，納稅數額很小，在整個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二來那時對非公有制單位征稅，其主要目的是以此作為限制、削弱其發展甚至鏟除其存在土壤的手段。因而，那個時候，從總體上講，人們的納稅意識淡薄，對稅收的認知程度不高。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進程，當人們需要作為納稅人納稅了，要將已經裝入腰包的收入拿出一部分交給政府的時候，出于心理和行為的不適應，自然要想方設法逃稅。面對這樣的環境，最初的稅收制度設計得再好，它的實施效果也會打折扣。1994年稅制改革之初，中國稅收的實際征收率僅在50％～60％之間，就是所謂新稅制同舊環境出現反差的必然結果。一旦機制理順，環境改善，人們就會認識到逃稅不那么容易了，逃稅會遭到處罰的，逃稅要影響今后的信譽和前程，逃稅的欲望、可能以及規模肯定要出現跳躍式的下降，稅收收入就會呈現一個巨大的增長空間。

　　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諸如非典這樣的外生變量的作用固然不容低估，但相對而言，內生于中國經濟體制之中的改革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強大支撐力，來得更大。反思起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在短短的20多年間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之所以能在今年非典肆虐的非常環境中實現1月～9月8.5％的增長速度，不能不歸因于改革這個最重要的源泉和動力。改革帶來了中國的發展機遇，改革帶來了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企盼，改革帶來了一系列制度的創新，改革也使未來的制度預期變得逐漸明晰，從而使人們更加理性地做出經濟選擇。也就是說，改革的步步深入，是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并使稅收收入呈現強勁增長的重要因素。

　　又如，應收盡收的追求要通過嚴密的征管體系加以實現。一個有效的征管體系，不僅要有一支具有良好素質的稅務隊伍，要有一套適合現實國情的機制安排，而且要有與隊伍、機制相配套的技術手段。在過去的許多年間，我們的技術手段主要是手工操作。這幾年，計算機技術應用于稅收征管，金稅工程一期、二期、三期相繼上馬，“一窗式”服務普及全國，技術手段的推陳出新和不斷躍升將稅收征管水平帶上了越來越高的層次。征管水平上去了，并且同隊伍素質的提升和征管機制的創新結合在一起了，稅收的實際征收率自然要在以往不那么高的基礎上以一個不同尋常的速率提高。

　　這件事也留給我們一些必須投入氣力才能有所收獲的沉重思考。其中，值得提及的至少有如下幾條：其一，支撐中國稅收持續高速增長的因素究竟有多少？除了上述論及的因素之外，有無其他因素未能進入我們的視野？如果有，它們又是什么？其二，就上述的幾個相對顯著的因素而言，它們在稅收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各自的作用力又是怎樣的？能否用計量的方法給出一個清晰可靠的論證？其三，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幾年。按照邊際效應遞減的原理，增長的空間終歸是有限度的。迄今為止的增長勢頭，還有幾年的可持續性？能否通過主觀的努力，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的高速增長？其四，現行稅制已經運行10年。10年來，基本格局未作大的調整，但隨著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啟動，征管機制肯定也要隨之變化。稅制改革和征管聯動的安排，對于眼下的稅收高速增長是應當有所促進還是有所促退？或者，應當在促進和促退之間求得某種平衡？

　　上述的以及類似的問題，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一輪改革浪潮中，必須慎重對待，從理論與現實、從國際經驗和中國國情的結合上給予明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