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偷稅抗稅發生率是比較高的。一方面是與立法的粗疏、執法的不力、公民納稅意識不強等因素有關；另一方面是稅收立法機制缺乏必要的民主參與屬性，公眾對稅收法律法規的認同度、遵從性較低。為此，應當努力提高稅收立法決策的民主化水平。

    收稅是國家運用強制力將一部分私人財產收歸國有，以用于公益需要。由私而公的強制性轉化，必然容易導致納稅人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對抗沖動，化解這種沖動需要在立法過程中貫徹民主參與精神，將對抗性有效轉化為自主性。從法理上說，公民有權參與對自己財產的分配。稅法的內容只有體現民情、順應民意，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精神，才能更好地達成稅收立法的社會共識，確保稅法的公正性。

    長期以來，我國稅收立法實行的是行政授權立法體制。我國《立法法》明確規定稅收立法應當采取法律形式，而不宜采用授權立法的體制。也就是課稅要素的全部內容都必須由代議機構頒行，這種以公眾同意納稅為前提，同時要求國家必須承擔經由民主程序才能對稅收進行法律規范的做法，叫做“稅收法定主義”。這不僅體現了納稅人的授權是國家征稅權力的本源，而且也強調了立法機關才是稅收立法的主體，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嚴格的授權范圍內才能行使有限的稅收立法權。

    稅法不單純是稅務機關的“征稅之法”，還是保障納稅人基本權利的“權利之法”。一方面，國家稅收權應當服務、維護公民的財產權利；另一方面，為了從根本上維護和促進公民個體和長遠利益，國家稅收權必須強大到足以防止公民濫用私人財產權從事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的程度。

    稅法應當體現稅收公平主義原則。負擔能力大的應多納稅，負擔能力小的應少納稅，沒有負擔能力的不納稅；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間及多種經濟成分之間的實際稅負必須盡可能公平。我國稅收立法實踐中實行的“區別對待，合理負擔”的做法基本體現了該原則。但有些地區往往偏重于區別對待，忽視合理負擔，這與民主機制下的稅收立法所強調的“禁止不平等對待”的原則尚有一定的距離。

    提高稅收立法的民主化水平，讓民眾參與到稅收立法程序中來，必然增強稅法的公眾認同度和遵從度，降低稅收的成本和執法難度，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公眾消極對抗稅法的執行，減少征收阻力和偷漏抗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