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經營報報道，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爭論正酣，有關利息稅的討論則出現了不該有的沉默。

　　眾所周知，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自1999年起征收。彼時，中國經濟尚未走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出現了通貨緊縮的態勢，經濟增長乏力。為了拉動內需，刺激居民消費，有關部門作出了啟動利息稅的決定。

　　但5年以來的實踐證明，政府初衷并未得到實現。居民儲蓄一路飆升，居民儲蓄余額在2000年首次超過6萬億元，隨后逐年攀升7.4萬億元、8.7萬億元、 11萬億元，去年末則創紀錄地達到12萬億元。投資消費的主體，其實仍然是政府。這是因為，居民的收入水平并未隨同中國經濟的增長出現相應幅度的增長，相反，財政收入多年高增長，增長幅度甚至超過GDP的增長幅度。老百姓一則手中拮據，二則缺少投資渠道，內需和民間投資當然難以啟動。而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弊端亦逐漸顯現，低效率、腐敗滋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貧富分化。

　　可見，民間投資和消費根本就不是一個小小的利息稅所能撬動。更何況，隨著原材料價格的上漲，通脹正成為中國經濟的巨大隱患。而中國早已進入到負利率時代，繼續按原辦法征收利息稅與整個宏觀調控的政策走向已經出現背離。其實，為了還富于民，商務部早就提出，要采取多種方式提高農民收入，盡快落實工薪階層加薪計劃，提高收入預期，加強低收入者、下崗職工、離退休職工的各項保障政策的落實，以增強消費信心。

　　而目前國內實行的利息稅對納稅人實行一刀切，中低收入人群概莫能外，而且也沒有采取累進稅率，根本無法調節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收入結構，從而使得稅收征收失去了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功能。

　　前一段時間，專家建議取消利息稅的呼聲很高。從稅法的法理上講，居民的所有收入都應該繳納個人所得稅。實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征收利息所得稅，另外，由于我國的個人征信體系建設正處于起步階段，居民收入的多元化使得很多稅源在控制之外。中國并不具備向美國那樣，將存款利息與工資收入一樣納入所得稅的收入范圍，加總后納稅的條件。因此，筆者并不建議取消利息所得稅，而應該在目前存款實名制的基礎上，實行累進稅率，并確定一個起征點。比如對居民儲蓄余額超過 30萬或者50萬元以上的賬戶開征利息所得稅。各地區可按照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適度浮動。

　　如此，應更能有效發揮利息稅所能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