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財稅體制正面臨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如何調整？將影響每一位居民的切身利益；內外資企業稅制何時統一？牽動著所有企業的神經；增值稅轉型關系，影響到眾多企業的投資發展

　　上述改革方向都已在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中點明，但詳細內容、推出的時間以及帶來的影響到底是什么？財政政策的變化趨勢、公共體制改革的內涵，以及目前財政結構的狀況到底如何？

　　12月22日，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新浪網、國際金融報聯合主辦的“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上，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先生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平新喬教授共同為我們解答了上面的問題

　　個稅簡化與綜合稅制

　　隨著居民收入來源的多渠道化，傳統分類稅制的逐一單項計稅不僅操作上繁瑣，還易出現有的收入重復計稅、有的收入沒有計稅

　　雖然在國家總體的稅收收入中，個人所得稅所占比例只占5％-6%左右，但在以“減稅制、管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為原則的稅制改革中，對于個人所得稅關注的人數大大超過了其他任何的稅種。

　　所得稅的起征點是否會提高？稅率是否會降低？是否應該以家庭為單位而不是個人為單位來征收？對自由職業者不穩定的收入應該采取什么方式來征收才更合理？在短短一個半小時的對話中，網友眾多的問題直指個人所得稅的改革。

　　“低稅率的原則適合于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賈康指出。他認為目前超額累進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超過了45%，意味著近一半的收入要進國庫，對于個人的發展創業、繼續努力的積極性，抑制的程度可能比較重，應該向下調整；另外，按照工薪征收的九級分類的個人所得稅過于繁瑣，在改革中應盡可能考慮讓稅率的分檔少一點。

　　平新喬則表示，起征點是否應該提高還需好好地討論。他認為如果把農村的因素考慮進去，800元錢的起征點其實并不低；而且，全國對于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各地在實施過程中都有一些調整。

　　從分類的所得稅制向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改革是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賈康介紹，目前11分類制個人所得稅標準會向更簡化的方向走。

　　綜合稅制是指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不再用目前工資、勞務費、財產租賃費等分類計稅的辦法，而是用以上全部的綜合收入、綜合分析來確定應納稅所得額。

　　平新橋則指出，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所得稅向綜合方向發展，最重要的是如何科學地定義“所得”。

　　隨著居民收入來源的多渠道化，傳統分類稅制的逐一單項計稅不僅操作上繁瑣，還易出現有的收入重復計稅、有的收入沒有計稅，更不合理處在于，由于不同收入來源稅率不同，甚至導致相同總收入的兩個人所繳納稅款不同。為簡化個人所得稅征收辦法，真正達到調節貧富差距的目的，多數居民呼吁個人所得稅征收應采取綜合稅制。

　　增值稅轉型明年試點

　　作為內外資企業稅賦統一的措施，增值稅轉型的改革應該早日在全國推進。個別地區長時間地試點，優惠措施會造成一定的經濟封鎖

　　作為降低企業稅負的一項重要措施，增值稅轉型工作將在2004年初從東北地區的一些行業開始試點。平新喬表示，試點的開始意味著全面推行的時間不會太遠。

　　中國從1994年開始征收生產型增值稅，當時考慮的因素主要是為了控制投資規模以及保證財政收入。

　　“增值稅從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改革一旦推廣，實際等于企業普遍降稅，從而調動企業投資積極性。”賈康說。他認為目前的經濟情況與1994年相比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隨著改革深化和經濟發展，應該鼓勵投資者的積極性，以推動內生經濟的增長，而不是像1994年考慮的那樣抑制投資，因此增值稅的轉型非常必要。

　　增值稅從生產型轉為消費型，是否會增加居民的消費負擔？賈康表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生產企業的稅負降低，對消費者總體來說稅負會隨著企業稅負的降低而降低。

　　他解釋：“增值稅是在我們的經濟生活里普遍征收的流轉稅，對于生活經營活動的流轉額進行征收，實際上是流轉稅額里的增值額，我們現在的生產型增值稅允許企業購進的原材料里面所包含的稅金進行抵扣，不允許企業形成的廠房、設備所包含的稅金做抵扣。如果徹底轉型以后，就會把前面所有的形成的廠房、資金、設備進行抵扣，對企業來說，稅負是降低了的。價格所包含的稅金會隨之降低。”

　　平新喬分析，目前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由于從國外進口設備和機器，增值稅是可以抵扣的，但是內資企業就不行，其中第二產業的非國有企業最主要的稅負是增值稅，因此作為內外資企業稅賦統一的一項措施，增值稅轉型的改革應該早日在全國推進。個別地區長時間地試點，優惠措施會造成一定的經濟封鎖。

　　企業所得稅統一與外資逃離

　　我們應更多地考慮稅制統一后給國內企業增加的機遇，隨著公平帶來的透明度的提高，以及給制造業帶來的推動作用，總體情況利大于弊

　　對于呼聲甚高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的問題，賈康認為目前的時機是比較成熟的，他認為，目前的稅制對外資企業來說是超國民待遇，在一定時期，有必要維持對外資比較優惠的待遇來吸引外資，但是從發展趨勢考慮，還是應進行內外資的并軌。

　　稅制并軌后，各地政府對外資承諾的相應優惠措施是否還有效？

　　賈康表示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政府應該按照依法理財、依法行政、依法治稅的角度來進行規范管理，防止地方濫行減免，以前個別地方越權、違規違紀采取的外商優惠政策，會沒法維持下去。”

　　平新喬補充，即使將來統一稅制后，政府還應該具有豁免稅區的許可權，用優惠政策作一些調整，這個情況在哪個國家都有，不應該一刀切，體制上應該有原則，如果沒有集中的話，這個企業就沒有靈活度。

　　如果內外資稅率統一，對外資來說，稅制沒有以前那么多的優惠了，實際稅率會有所提高，是否會造成外資的逃離呢？平新喬認為影響可能會有一些，但不會很大。他指出，對于國外的企業來說，中國的吸引力最主要的不在于稅收的優惠，特別不在于地方自己單獨偷偷推出來的，形成不規范協議的稅收優惠。外商更看重的是市場發展的潛力、投資環境以及法制的公正、公開。另外，他強調應該更多地考慮稅制統一后給國內企業增加的機遇，隨著公平帶來的透明度的提高，以及給制造業帶來的推動作用，總體情況利大于弊。

　　有觀點認為內外資稅制并軌的操作應該在增值稅的轉型之后才能推進，因為這兩項改革都造成了政府稅收的減少。賈康則認為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制約關系。“增值稅轉型是減少稅收的措施。兩稅合并對稅收的沖擊肯定是有的，但要看它的量具體定在哪兒、定在什么位置，才能看出對財政的沖擊到底是多大。”

　　基于2003年稅收增長的情況，平新喬表示，增值稅轉型可以做，另外消費稅種類還可以進行一些擴充，比如說汽車、汽油等新的消費稅項目的開征，另外個人所得稅的面擴大也可以。

　　積極財政政策須行完善

　　反周期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一旦達到———即經濟運行形成穩定的拐點———那么擴張性政策的淡出就是一種必然的邏輯

　　運行已經五年多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該選擇堅決退出還是淡出？亦或保持不變？成為經濟界爭論的熱點問題。

　　令人關注的是如果在大規模減稅的情況下，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如何來保證西部經濟的發展以及剛剛啟動的東北大開發。

　　賈康的答案是“淡出”。他贊成以一種“不動聲色、和風細雨的調整，來不知不覺”地下調財政擴張的力度，從而使對各方面的沖擊減小到最低程度。

　　他指出，目前政府對于積極財政政策基調是要繼續執行，但實際上它的覆蓋范圍、力度、資金重點上都有調整完善的必要。以他的看法，反周期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一旦達到———這個基本目標達到的主要標志應該是經濟運行形成穩定的拐點———那么擴張性政策的淡出就是一種必然的邏輯。

　　賈康認為，從長期的前景來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安排最具代表的是長期國債政策措施方面有必要淡出。長期建設國債首先規模可以慢慢調減一下，但在重點上更突出一些，現在國家總體發展戰略要求的一些突出事項，比如說生態環境保護、農村區域急需解決的瓶頸項目、西部大開發配套的重要項目。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所需要給予支持的項目、農村的衛生醫療體系所需要給予支撐的項目，類似這樣的支出應該作為重點，國債資金需要給予后續的投入。

　　平新喬則提醒我們在考慮是否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更應該注意整個國家公債規模，特別是隱性債務的大小。

　　他認為目前我們對于公債的算法存在問題———政府計算的僅僅是財政性的公債，就是財政部發行公債的規模，這些顯性債務只有幾千個億，但由于包括銀行、證券公司等國有金融機構都是與財政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把這些部門的債務，以及其他國有單位的債務合起來的話，這些隱性債務可能是顯性債務的許多倍。

　　支付危機與公共財政改革

　　下一步體制改革除了完善一些稅制不規范地區的不足外，還應該考慮到地區差別，就西部地區、貧困落后地區的稅賦進行調整

　　作為社會再分配的手段之一，稅收制度是否公平會直接影響地區經濟的發展。目前的稅收是否是造成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稅制政策不完善確實造成了東西部地區稅賦不公平的現象。”平新喬說。以宏觀稅務負擔（分母是GDP，分子是這個地區稅收總額）來分析目前中國的稅賦情況，他發現越是西部GDP水平比較低的省市，稅賦和人均GDP的比重是高的；東部除上海、北京、遼寧、廣東等GDP比較高的地區外，宏觀賦稅卻比較低。

　　平新喬認為，下一步體制改革除了完善一些稅制不規范地區的不足外，還應該考慮到地區差別，就西部地區、貧困落后地區的稅賦進行調整；另外，他指出農業到了需要徹底修養的時候了，農業特產稅以及農業稅應該盡快取消。

　　有人指出，中國的財政、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三位一體，好比是一根管子拴著的三個瓶子，只要其中一個漏水，就會全部漏光。

　　以這句話來注解平新喬關于隱性國債的概念可能會更加清楚。如何來化解巨大債務帶來的潛在風險，不僅僅與稅收體制有關，更需要財政制度、國企、金融系統改革的配套進行。

　　賈康認為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責任以及體制職能轉變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特別是防止地方政府亂投資行為，使其專心致志于優化環境、公共工程、公益事業、地區性公益產業的提供，從而完善中國的公共財政體制。

　　由于稅制改革不到位，中國很多地方尤其是鄉這一層次的財政的確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賈康建議適當簡化政府層級，將市、鄉鎮一級機構變為省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將目前的五級政權的框架調成三級實體政權，建立三級的分稅分級財政，按照“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的原則，配之以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制度的健全，來完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