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稅收去年歷史性地增收超過5000億元，給財稅改革提速搭起堅實的舞臺。
推進財稅體制改
革正當其時——代表委員們普遍認為。
兩稅合一：大勢所趨非改不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行內資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雙軌制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給予較多優惠，外資實際享受“超國民待遇”。
中國財稅法學會副會長黃景鈞委員認為，這種稅收制度安排對吸引外資確實起到積極作用。但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這種內外有別、稅負外輕內重的歧視性政策，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則不僅會阻礙我國企業的發展和內資企業競爭力的提高，而且也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發展競爭原則。據測算，“兩稅”合并后，對我國吸引外資的影響不會太大。建議有關部門對改變現行內外資企業適用多檔稅率，適當統一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進一步規范稅前扣除范圍和標準，取消按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的稅收優惠等問題，盡快作出明確規定。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郝如玉委員說，內外資企業適用兩套不同稅制的弊端越來越明顯。一個國家的企業所得稅分為兩種，這在世貿組織里是不允許的，也不符合目前世界各國稅制改革的方向和潮流。市場競爭要求公平競爭，稅負公平是公平競爭的重要保證。現行這種稅負輕重有別的原則不利于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不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不利于同國外企業同等條件下的公平競爭。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有經驗和能力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更廣范圍吸引和利用外資。在這種形勢下，要使我國經濟更緊密地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就必須在遵守國際規則、履行國際義務方面進行法律的強制性約束，包括企業所得稅在內的稅收法規必須符合世貿組織的要求和我國作出的承諾。
“中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時機已經成熟。”這個判斷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有關部門負責人也已公開表示，“統一內外資所得稅稅率迫在眉睫，現在時機已成熟，不能再拖。”
個稅改革：調高起點備受關注
稅收既有為國家籌集資金，保障社會各項公共事業順利運行的功能，同時也具有調節社會分配，使社會貧富差距不至于拉得過大，減少社會矛盾和沖突，保持社會穩定的作用。這一功能適用于世界各國，中國也不例外。
根據我國稅法規定，有11項個人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即：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殊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
全國人大代表姜德明以自己為例說：1980年月工資33元，現在月工資1600多元。20多年過去，月工資增長50多倍，可800元個稅起征點時至今日仍未統一提高。這樣的起征標準和個稅模式已不能適應現實情況的要求，也難以體現公平稅負。現在，個稅的65％來自工薪階層，800元起征點加重了工薪階層的負擔，工薪階層反成了個稅繳納主體，這與調節貧富差距的初衷相悖。
早在2003年9月1日，北京市就把個稅征收點從1000元提到1200元；上海、珠海均調至1400元。去年底，廣東的改動更顯著，從800元起征點一下提至1600元，整整翻了一倍。
黃景鈞委員說，改革個人所得稅，就要充分發揮個稅在保護低收入人群、限制高收入人群中的作用，首先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或費用扣除額。既然一些地方已相繼提高了起征點，建議國家研究后將起征點統一提高。
“‘高收入多納稅，低收入少納稅或不納稅。’這是個稅征收的原則。除了起征點調整外，個稅改革還包括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適用超額累進稅率；加大對高收入人群的監控，對高收入個人建立檔案、追蹤管理；對高收入行業和個人實施專項檢查，嚴厲打擊偷、逃稅行為等。”
基層財政：處境困窘急尋良方
與中央財政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地方財政特別鄉村財政處境困窘、捉襟見肘，鄉村兩級不良債務已成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據估計，目前縣鄉兩級總體負債萬億元左右，“處于負債泛濫狀態”。
許皞委員說，農村稅費改革后取消了村提留，村級只能靠農業稅返還和財政轉移支付過日子，實在無力償還不良債務。鄉村兩級債權絕大部分是農戶欠款，農民收入不高，搞“清欠”很難，也沒有政策支持。農村集體經濟薄弱，資產少，更沒有其他經濟來源，化解不良債務真是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單靠鄉村自身難以完全化解不良債務。
許皞委員建議，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調整財政政策，增加縣鄉留成比例。加大鄉村轉移支付扶持力度，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公益事業等專項資金投入。對一些包括小康建設、普九達標、清理農村合作基金等特定高額債務，由上級政府調劑資金代為償還。
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熊大方委員認為，分稅制改革的明顯缺陷，就是對稅收管理權限沒做合理劃分。比如，在地方稅種設置、稅收條例立法方面，地方政府幾乎沒什么權力。另外，地方稅種劃分也不太科學，收入劃分不均衡，稅種劃分不統一，稅制結構不合理。適應經濟發展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必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稅制。
熊大方委員提出，具有典型地方稅特點稅種的立法權應下放地方，允許地方有一定范圍內的開征或停征稅種的權限。地方稅的調整權也應由地方掌握，使地方在規定的范圍內，根據需要與可能調整地方稅的征收。另外，稅收減免權也要由地方政府擁有。減免權的運用，最能體現稅收政策。如果沒有這個權力，將大大限制地方政府運用地方稅收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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