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規定月薪兩萬是高收入者，但我就發薪發到19999元，那不就不是高收入者，就不用申報了吧”

　　8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進行首次審議。

　　在個稅法修正案草案向公眾公布之后，據《瞭望東方周刊》的調查，作為納稅的“中堅力量”，中高收入的工薪階層第一反應大都是“早就該修改了”，而隨后的反應則變為“其實改不改對我沒什么影響”。

　　小羅是一家網絡游戲的工程師，每月繳稅都要超過1000元，碰到發額外獎金的月份，繳稅更是去掉收入的一大塊，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對我們這種老老實實納稅的人來說，這種微調不會有什么影響，除非稅率結構發生大的變化。”

　　避稅暗流

　　上海一家國企的辦公室人員向《瞭望東方周刊》透露：“從2003年起，我們單位開始通過買保險避稅，將員工一部分收入購買保險，并在當月退保，在保險公司過一下賬，只需交5％的手續費，相當于稅收來說要省下不少。”

　　團險避稅的方法一度被很多公司采用，今年以來，在國稅局與保監會的聯手打擊下，這一漏洞被逐步堵住。

　　不過，很多單位尤其是中小企業為幫助員工避稅仍然不遺余力。

　　剛從一家私營企業辭職的王軍介紹：“現在是全民避稅，最簡單的一種方法就是只申報最低工資，其他收入以各種福利，或者發票報銷的形式發放，幾乎所有的小公司都會采用。”

　　即便采用如此多的避稅方法，普通工薪階層納稅仍然成為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主力軍，200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65％來自工薪階層，比2000年的42.86%又增長20多個百分點。

　　而由于起征點多年來一直固定在800元，使得事實上很多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成為納稅大軍，給人造成“劫貧濟富”的不公平印象。

　　“雖然單位為員工采納了一些避稅措施，但是和老板相比，員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還是要多，”王軍介紹，“老板可以不領工資，而且通過一系列的會計手段，做到沒有分紅或很少分紅，根本不用繳納個稅。不過，他們更關心的是企業所得稅，這個和他們的利益相關更大。”

　　那位國企辦公室人員則講述了關于“勞務所得納稅”的故事：“我們公司需要在外面請一些嘉賓，并以稿費的形式向他們支付勞務報酬。作為國企，我們按照稅務局的要求，代扣了他們的所得稅，結果嘉賓紛紛都不來了，我們只有不再代扣他們的稅。”

　　而小羅最喜歡和一個做鋼琴教師的朋友對比：“45分鐘鋼琴課收費200元到400元，一個月下來收入有幾萬元，比我高多了，卻不用繳稅。”

　　“勞務所得按次征稅，這個‘次’的確定就很難說，所以管理相對困難。”上海財經大學財政系胡怡建教授對《瞭望東方周刊》分析。

　　可以列舉出來非工資收入畢竟還算是陽光收入，而中國真正的富人大量的收入則是“灰色收入”甚至是“黑色收入”，完全游離于稅務監管之外，估計偷稅漏稅的數字更為驚人。

　　因此，在現有個稅體制下，由于稅率過高，員工想辦法逃稅，企業會想出各種名目避稅，反而加大了企業的成本。

　　對于目前的修改草案，胡怡建教授認為“更多是操作層面上政府被迫做放棄”，“800元的起征點矛盾比較突出，而且事實上，很多地方都不按這個執行，法律的嚴肅性和可信度都沒有了，因此必須修改”。

　　關照哪個階層

　　此次個稅法修正案草案主要進行了兩方面的修改：將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從800元提高到1500元；明確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

　　修改直指兩頭，“中低收入工薪階層”和“高收入者”，這也是矛盾最集中的兩點。而對于之前十六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大方向-實現從分類征收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征收模式轉變，此次修改并沒有全面體現。

　　一般而言，完善的個稅制度，調節的重點應該放在高、低收入之間，同時保護中等收入者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和消費能力。這次個稅改革在很多方面強調了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但調節的對象似乎過于集中于中等收入者。

　　比如在確定累進稅率方面，中等收入階段稅率累進過于急促。工薪階層最集中的2000到5000元收入階段，個稅稅率從1.25%急劇升高到8%；相反，對于調節高收入最有“殺傷力”的綜合征收，范圍并沒有擴大。

　　在不同收入的公眾中，大家對改革的要求也不同。“低收入者希望提高起征點，中等收入者強調改革稅率結構，而最高收入者希望改革最高邊際稅率，認為45%的稅率太高了。”胡怡建說。

　　“一方面能夠保證低收入的納稅人不影響他的基本生活支出；另一方面，不至于過多地影響國家的稅收收入。考慮這種平衡提出了1500元的議案。”財政部科研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孫剛介紹。

　　如果說起征點提高到1500元充分體現了國家讓利、低收入者受益的話，對于“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大家更關注的是，這一條是否可行。

　　早在2002年，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浙江就提出高收入者個稅改個人申報，而且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不過據浙江省地稅局工作人員介紹，“目前個稅仍然以單位代扣代繳為主。”

　　現行個稅法也規定，“在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和沒有扣繳義務人的納稅人需自行申報”，但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

　　“實行普遍申報在中國是不可行的，完全靠自覺，肯定大量不報，要查起來成本很高。要求部分高收入者申報，只能要求支出單位嚴格執行代扣代繳。”胡怡建認為。

　　而中國的現實是還存在大量的現金交易，有很多收入根本沒有單位會代扣代繳。另外高收入者如何界定爭議更大。

　　孫剛說，“比如說現在規定月薪兩萬是高收入者，但我就發薪發到19999元，那就不是高收入者，就不用申報了吧？所以人為規定是不是達到你原來預想的目的，人們都有很多對策。”

　　難解貧富分化

　　中國近10多年來個人收入差距不斷加大。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5，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達到或者超過0.4，就說明貧富差距過大。很多人希望能夠通過個人所得稅的調整改變貧富分化的問題。

　　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源于更深層的問題，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指出：在整個國民收人的分配當中，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大量國民財富通過不合法和不合理的轉移，迅速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

　　在孫立平看來，必須建立一套利益均衡的機制。雖然有這套機制，窮人也變不成富人，弱勢群體也變不成強勢群體，但它可以避免使利益格局過分失衡。

　　而個人所得稅只能是這套“利益均衡機制”的一部分。正如孫剛所講：“這次起征點的調整，我個人認為，在調節貧富差距方面的作用應該說也還是有限的，調節貧富差距是一項長期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