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一步步顯現，近期，各級政府的“救市”政策相繼緊急出臺。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已經有各類“救市”政策不下20項，“減費、減稅、補貼”都是頻頻出現的字眼。與此同時，受到損失的行業和企業也都看重政府的稅費減免、財政補貼，希望借此渡過難關。

　　稅收減免政策并不實在

　　“根據公司去年的營業狀況，比較今年的損失，我們估計可以得到20萬元財政補貼，但這只是估計。”上海大眾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俊華對記者說。

　　李俊華的依據是，上海市政府5月8日推出的《關于降低非典型肺炎對本市部分行業影響的若干政策》（以下簡稱12條）中的第10條：“對民航、旅游飯店、旅行社經營困難，財政通過‘非典’防治專項資金予以補貼，計算依據是同期應繳實繳地方的營業稅。”

　　記者了解到，與上海大眾國旅一樣，受“非典”影響損失最重的旅游、餐飲、民航、出租車、商貿服務業的一些企業，也都在估算著自己能從政府那里得到多少財政補貼。由于實施細則尚未出臺，企業對于能獲得的補貼數還很朦朧。

　　“既然我們現在沒有任何營業，減免所得稅對我們而言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在李俊華看來，減稅政策更像一顆“定心丸”，“稅收”是“收入”以后產生的副產品。更為矛盾的是，按照政府的減免稅政策，繳納稅額越高的企業受益越大。這也就意味著：營業狀況越好的企業，退稅退得越多；而受損嚴重，營業狀況差、最需要幫助的企業，反而得到的優惠少。“政府的一片好心，在企業看來倒變成了‘空心湯團’。”上海市財稅局有關人士也承認稅收減免政策并不實在。

　　對于生意清淡的企業而言，稅收減免政策遠不如給予短期貸款擔保支持有效，更不如財政補貼來得實在。

　　連續數十年被國家旅游局評為國內旅游百強企業的上海大眾旅游公司，從3月下旬開始就一直忙著退團，等把所有團隊退清后，原來已經收入的500多萬元旅游營業款也化作了“悲壯”的零。而在去年，僅“五一”7天，公司的營業收入就是2000多萬元。與這些數字相比，20萬元的財政補貼實在是一個太小的數目。但是，對于目前幾乎沒有任何經營業務的公司來說，這筆錢卻又不失為雪中送炭，有助于幫助我們渡過困難。

　　酒店業也同樣等待財政伸出援手。亞商企業咨詢股份有限公司的郭炯華為記者算了一筆賬：去年，上海五星級酒店的平均入住率為82%，平均月營業收入為1000萬元，按5%計算實繳營業稅50萬元。今年4月上海五星級酒店的入住率不到20%，月營業額約為200萬元，實繳營業稅10萬元，兩者之間相差40萬元。按照12條政策，政府將補貼給酒店40萬元差額。對于日營業成本就要10多萬元的酒店來說，這40萬元數字是不小的。

　　據知情人透露，“12條的緊急出臺，是上海市政府高層領導們直接拍案定下的，比國家頒布有關減稅政策還要早三天。連上海財稅局相關處室也是和我們一樣，從報上得知這一消息。”

　　記者向上海市稅務局詢問進一步執行情況，有關負責人表示：上海市緊急出臺這一政策，主要是為了保證“非典”疫情期間生產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幫助企業渡過難關。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框架計劃，具體操作規程尚處在內部討論階段，有待稅務局稽管處、稅收處、法律處等各部門最終裁定。

　　現在，除了做一些基礎性工作和開展一些“自救”措施外，大眾旅游公司正按照上海市統計局的要求，進行去年和今年同期營業情況的統計。“但他們沒有告訴我什么時候回收統計結果。”李俊華無奈地說。

　　地方財政買單的尷尬

　　基于此次疫情對經濟的可能影響，以及對一些行業實施的稅費減免措施，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研究所研究員張培森表示，今年中國稅收收入預期將因SARS疫情損失200億至300億元人民幣。

　　減免因“非典”受損企業的稅收，國稅和地稅將各自承擔一部分。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中國業務執行合伙人沈鈺文先生指出，這次減稅計劃中，國稅中的增值稅、消費稅等幾乎不受沖擊，而減免的幾乎都是地方上的服務業營業稅。此外，不少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各種“費”。從這種意義上說，稅費減免政策的執行，受到較大影響的是地方財政。

　　“非典”疫情尚未完全控制，前景還不明朗，未來所需投入多少還不知道。這一系列問題也是“救市”政策實施細則難以盡快出臺的重要原因。

　　地方財政將受到多大壓力，這取決于各地的財政實力和受到SARS沖擊的程度。北京安邦咨詢公司研究總部分析師關鵬評論說，上海之所以能夠拿出地方財政的資金補貼企業，除了上海本身所受影響不大外，上海的地方財政實力強大也是重要因素。東部發達地區的省份，如江浙滬的地方財力十分雄厚，所受SARS直接沖擊不大，因此有可能出臺更加靈活和更有力的措施來保護當地企業。

　　這些減免稅費措施將切實降低市民負擔和企業經營成本，更利于刺激消費，振興地方經濟。對于財力充裕的上海來說，除了減免稅費外，地方財政還大方地提出為受損行業買單，拿出一筆財政專項資金，給予企業補貼，使其恢復生產。“這更像是一項民心工程。”楊州稅務進修學院王聿研究員評價說。不僅考慮了社會穩定因素，上海還要“放水養魚”。

　　而對于北京、河北和陜西等重災區，地方財政的壓力相當大。北京是重災區，目前用于防治SARS的各項支出，如醫護人員、醫療器械和隔離等方面的資金已經相當多，目前已經感到快吃不消了。此外，最近河北開始向各省市求援，表明河北的財政壓力也相當大。對于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自身財力有限，無力承擔防治SARS重任，只能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因此，中央財政的基本原則也是東部地區自力更生為主，而中西部地區國家投入為主。

　　上海財大氣粗，可以自掏腰包，強調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經濟建設。但其它很多省市都表示“救市”招數有限，他們甚至還在為“非典”患者的醫療費用問題與中央財政討價還價。目前，這筆醫藥費都還“掛在賬上”。到底是地方財稅還是中央財稅來為“非典”買單，一些地方政府表現出疑慮和擔憂。

　　國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尚希博士認為：這一次不是“中央請客，地方付錢”，而是根據受到“非典”影響的具體情況，國家財稅和地方財稅共同分擔，來把損失減少到最小。現在是先把事情辦好，誰付賬的問題是下一步的問題。因此，地方財政的擔憂大可不必。在這次“非典”中，地方財稅和中央財稅之間的矛盾肯定有，但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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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稅地方財政與企業的另一場游戲規則

　　SARS讓每一個行業變得如此脆弱。在遭到SARS的重創之后，受損的行業寄希望于地方財政。盡管地方財政并不是救世主，但企業卻寄希望于他們。

　　當中央財政已將大部分減免權限都下放給地方財政，由各地財政自行決定是否減免或者減免的幅度時，餐飲、旅店、旅游、娛樂、運輸等行業紛紛將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他們各自所在的地方財政。因為這關乎行業的受損程度：減免幅度大，行業受損程度相對少。

　　“在地方財政和企業之間，SARS帶來了一場新的游戲規則。這個游戲規則是短暫的，將會隨SARS的疫情終止而終止。在這場游戲的背后，地方財政如何調整，能否落到企業的實處，地方財政與企業之間可能會有一些微妙的變化。”有基層稅務官員如是說。

　　“其實無論想盡什么辦法，各地方都會抽調資金全力以赴用于防治非典。但問題是有些地方本來就出現財政赤字，這次拿出這么多錢來應急，接下來如果在企業稅收方面進行減免，地方財政的壓力是不堪設想。這也意味著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權利，很可能會出現微妙的變化。”一位學者的擔憂并非是沒有道理的。

　　實際上，這種微妙所暗指的是地方政府在本已負荷的財政危機下，還會不會再執行中央的減免政策，或者執行的力度如何來界定或監督。

　　應該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地方財政的情況是不容樂觀的，尤其是對于縣鄉級的財政情況更為嚴重。此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副主任陳錫文的課題組曾對湖北和江西的幾個縣進行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縣鄉公共財政面臨嚴重危機。據估計，目前全國鄉鎮政府一級的負債大約為3000億元，加上縣一級政府的負債，總數估計在5000億元以上。

　　去年，在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的現實情況下，中央政府開始減免稅收。同時有專家建議以結構性減稅政策取代當前（2002年）的財政投資政策。認為結構性減稅不但有利于直接降低企業成本，而且能夠較好的調節經濟結構，同時消除政府投資帶來的效率低下問題。

　　另一種觀點認為，任何國家的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的選取，都需在保證國家財政收入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的前提下進行，不能因為減稅而影響整個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同時在國家財政赤字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減稅可能會減弱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系副主任楊志清說，地方財政只是對相關行業進行減免稅費，并不是所有的生產企業都會受到影響，實際上其它行業也會受到影響，但只是將減免稅費鎖定在幾個影響較大的行業。地方財政的影響現在很難說清，如果有些地方涉及不到中央財政規定的幾個行業，可能也就談不到減免的問題。另一方面，地方財政在制定減免的有關規定時，也會權衡。

　　減還是不減，地方財政需要正視一種突如其來的游戲。這場游戲的背后，沒有統一的規則，也正因如此，似乎也面臨著一種艱難的選擇。

　　SARS給地方財政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