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國稅收宣傳月里，有關金融稅制改革的話題再次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呼之欲出的金融稅制改革與如火如荼的銀行改革之間會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金融稅制改革又將對銀行改革產生何種影響？記者日前與中國銀行的徐振東博士進行了對話。記者：業界普遍反映中資銀行的稅務負擔偏重，請問這種“偏重”到了何種程度？ 

　　徐振東：目前中資商業銀行稅負之重，在全世界是屈指可數的，33％的所得稅，加上8％的營業稅，如果把營業稅換算成所得稅的話，則銀行業總稅率高至67％左右。近三年，中資銀行營業稅每年降了1個百分點，但總稅率仍在50％至60％之間。 

　　記者：中資銀行過重的稅負是怎么形成的？其中有何不合理的地方？ 

　　徐振東：主要是由于中資銀行營業稅應稅稅基不合理引起稅負過重。有資料顯示，國外商業銀行的營業稅一般不超過2％，甚至有的國家不收營業稅。在我國，長期以來，中資銀行既要繳納地方營業稅，又要繳納國家營業稅。雖然中資銀行的營業稅稅率已從2002年的6％降為2003年的5％，但這比交通、建筑安裝、郵政通信等行業的營業稅稅率還高出2個百分點。 

　　中資銀行營業稅應稅稅基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營業稅是按照營業額全額征稅，而不是按照凈額（差價）征稅。二是營業稅的營業額包括了銀行企業收取的各種價外費用，使得一些實際上并不構成企業收入的代收費用也被計入營業額征收營業稅。三是中資銀行，特別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比較差，不良貸款率比較高，但是營業稅原則上是按權責發生制的要求征稅的。這樣，在滯收利息比率比較高的情況下，銀行對大量應收未收利息需用營運資金墊付稅款，銀行實際上承擔的實現利息收入的稅負要比法定稅率高得多。四是準備金提取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銀行稅前能夠提取的準備金只能是貸款總額的1％，超過貸款總額1％的部分，全都要納稅。這個負擔極其沉重。 

　　記者：在所得稅方面，中資銀行的稅負是否也是偏重？ 

　　徐振東：中資銀行企業所得稅稅基和稅率不合理，也引起了稅負過重。首先，我國的金融企業繳納稅率為33％的企業所得稅。這比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公司所得稅稅率要高，如韓國27％、泰國30％。其次，銀行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項目標準過嚴過低，導致銀行企業所得稅稅基擴大，銀行所得稅實際稅負加重。再次，中資銀行的個人存款利息所得稅偏高，影響中資銀行與其他金融企業之間的吸收資金過程中稅負的公平性。比如，對中資銀行的個人存款利息按照20％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而對證券轉讓所得則免征個人所得稅，這不僅導致了金融企業吸收資金過程中征稅的不公平性，還誘使個人投資流向證券投機，不利于銀行吸收社會資金，直接影響社會資本的配置效率。 

　　記者：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稅收負擔狀況如何？ 

　　徐振東：對于外資銀行而言，主要承擔的是直接稅，間接稅（增值稅、商品勞務稅）基本不征。而中資銀行要就營業收入繳納營業稅，同時不能抵扣購入固定資產所含的增值稅。從流轉稅看，對一般性貸款按照利息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對外匯轉貸按照利差征收營業稅。從表面看，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營業稅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中資銀行的業務主要以人民幣轉貸為主，所以，外資銀行營業稅的實際稅負遠遠低于中資銀行，而且外資銀行不必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從所得稅上看，由于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分別使用兩套所得稅制，而且外資銀行享有較多的優惠，所以，外資銀行的所得稅負擔要比中資銀行輕得多。 

　　記者：面對這種情況，你認為中資銀行目前的改革，在哪些方面需要稅制改革的配套？ 

　　徐振東：我認為，應該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進行金融稅制改革。第一，為提高中資銀行資本充足率，增強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競爭的實力，可以考慮對中國銀行業的現行營業稅進行改革，合理調整中資銀行營業稅稅基及附加，完善稅前扣除項目，并爭取在2006年之前將銀行等金融企業的營業稅稅率降至2％。第二，修訂個人所得稅法，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第三，統一境內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等金融企業所得稅制。統一后的金融企業所得稅應按照擴大稅基，降低稅率的原則，減輕中資銀行的稅負，取消外資銀行的稅收優惠，促使實際稅負與名義稅負趨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