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社會中的頭等大事是奮戰非典(SARS)。在認真落實中央和地方的各項方針政策中，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上市公司特別是醫藥類上市公司，承擔著向全社會提供藥品和用具的重大政治任務和歷史使命，成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因此，他們得到了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其社會效益已經充分顯現。

　　但上市公司畢竟是企業，他們的生存和發展不僅關系著他們自身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也關系著這場前所未有的抗非事業的前途。數月來，醫藥類上市公司加班加點生產出大量的預防和治療SARS的藥品和用品，有力地支持著“抗非”事業，但其經濟效益則并沒有相應增長，需要有關方面予以足夠重視，而財政政策的支持應成為重要選擇。

　　其一，上市公司生產藥品的原材料供應或多或少存在不足。在面臨全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大是大非面前，單純依靠企業自身用市場機制的辦法解決貨源十分緊張的醫藥原材料供應問題，已經顯得捉襟見肘。

　　其二，上市公司生產成本隨著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漲和員工超負荷運轉而上漲，產品價格卻受國家政策限制，產品的價格與成本倒掛現象較為普遍。據同仁堂負責人介紹，同仁堂推出了中藥代煎劑，目前每天的供應量達到10萬瓶以上。在限價政策作用下，每服中藥的價格不得超過12元人民幣，由于中藥的原材料是農產品，數量有限，在原材料市場價格飆漲，而同仁堂的庫存又已經用罄的情況下，他們現在銷售每服藥方要賠2元人民幣左右，代煎液賠得就更多了。

　　其三，市場秩序出現紊亂，影響原材料供應的源頭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一些非國有藥材經營者，在藥材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通過抬高藥材價格數倍數十倍的非法手段，一天就成為百萬富翁，大發國難財。

　　其四，據中藥產業業內人士分析，中藥原料畢竟是農產品，有它自身的成長規律，目前有些原材料已經非常緊張，再堅持一段時間很可能就會斷檔。從媒體報道看，組織中藥材生產的相關報道非常少，而在SARS還沒有能夠得到有效控制的西藥問世之前，這種生產顯然是非常重要的。若沒有及時而有效的安排，我們當無法持續維持正常的“抗非大戰”。

　　因此，有關抗擊非典的財政政策應該有所調整，筆者建議：

　　第一，抗非財政補貼應該投向醫藥類上市公司，視其對抗非貢獻大小而補貼，盡量減少他們的虧損，至少確保其盈虧平衡，讓他們保持持續的生產能力，為全社會提供足夠的產品。以同仁堂為例，其主動算政治賬而不算經濟賬的做法值得鼓勵，但同仁堂集團已經拿出1500萬人民幣用于對抗非典，其中1000萬用于賠錢，500萬用于獎勵一線加班員工。顯然，繼續讓這些醫藥類上市公司承擔抗非巨額成本，是與抗非事業的政治感、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不相吻合的。

　　第二，迅速組織抗非類中藥材原料集中生產和經營，必要時收歸國家經營，對主要藥材實行國家專營，虧損由財政承擔。因為，市場機制本身就是存在缺陷的，在非常時期，抗非類中藥材原料屬于非市場性產品，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單純由市場機制調節其生產和經營，是無效的。只有從源頭控制，才能給上市公司提供價格合理、數量充足、供給持續的中藥原材料。

　　第三，加大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的財政支持力度，凈化上市公司的生產經營空間。如果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包括主要中藥原材料充斥市場，將影響上市公司的正常生產和經營，結果不僅損害上市公司的形象和聲譽，而且危害社會大眾的生命與健康，危害抗非事業。因此，在這非常時刻，財政對于打擊醫藥行業假冒偽劣產品的支持力度應該前所未有地加強，財政資金的安排和支出應該向這方面傾斜，真正發揮財政穩定發展經濟、優化資源配置等功能。

　　第四，減輕抗非藥品生產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稅收。在財政資金緊張的情況下，應該動用減稅或免稅政策，降低上市公司抗非藥品生產經營的成本，鼓勵他們形成生產經營的良性循環，讓上市公司和全民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