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2年我國稅收收入繼續大幅度增長，總收入達1.7萬億元，稅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稅收也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和特點，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宏觀稅負趨勢如何？各稅種收入升降幅度怎樣？從企業、產業類型和地區上看，稅收分布又呈現出什么態勢？依法治稅有什么新的進展？為此，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計司組織力量，對2002年稅收情況做了一次“大盤點”，力圖用專題分析的方式，多角度地反映發生在稅收領域的新趨勢、新特點。本報從本期起將陸續發表這一組文章。

　　稅收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的比值得出的彈性系數，可以直觀地反映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變化關系。稅收彈性系數為1，表明稅收與GDP同步增長；大于1，表明稅收富有彈性；小于1，表明彈性不足。近幾年，我國稅收彈性系數一直在1以上，稅收超經濟增長的現象，宏觀稅負的逐步提高，引起了社會高度關注，有人認為這種增長對經濟產生了“逆向調節”作用，不利于經濟發展。那么實際情況如何呢？

　　通常講，影響稅收收入有三大因素：經濟、政策、管理。但是即使單就經濟因素而言，籠統地用同步增長來解釋也并不恰當。無論是稅收收入的來源，還是經濟總量的構成，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都需要作深入的分析。

　　第一產業因素使彈性顯大

　　2002年，按稅收收入增長12.1％，GDP增長8％計算，彈性系數為1.5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現行稅務部門稅收收入核算口徑不包括來自第一產業的稅收，只是由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提供的稅收，其對應的經濟總量指標是二、三產業的增加值。稅收與經濟的關系，用稅收收入與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彈性解釋更準確。

　　2002年，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增長9.9％和7.3％，總體增長率為9.0％。2002年全國稅收收入比上年增長12.1％，稅收收入與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彈性系數為1.34.可以看出，由于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遠遠低于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使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低于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在使用稅收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稅收彈性時，數值會變大，以此來解釋經濟和征管因素對稅收收入的影響，肯定會產生一些夸大。

　　政策性因素不容忽視近年來，政策性因素一直是影響稅收收入的重要原因。2002年，稅收收入增幅和增收額出現回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策性減收因素較多，以及消化上年所得稅分享體制改革造成的高基數影響所致。

　　2002年，主要的增收因素是：煙酒消費稅政策調整帶來翹尾性增收45億元；生產企業實行“免、抵、退”稅政策多調庫增收111億元，兩項合計增收近160億元。

　　主要的減收因素是：金融保險營業稅稅率再降低一個百分點減收70億元；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下調兩個千分點減收110億元；農產品抵扣率由10％提高到13％減收30億元；進口關稅加權平均稅率從15.3％降至9.0％，下降6.3個百分點，影響海關代征進口產品稅收減收80多億元，幾項合計減收290億元。如果再考慮消化2001年所得稅分享體制改革抬高基數減收的90億元，共合計減收380億元。

　　2002年政策性增減因素相抵后為凈減收220億元，若將政策性等不可比因素還原，依靠經濟和征管帶來的稅收收入增收額為2052億元。由此可見，剔除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影響后，2002年依靠經濟和征管帶來的稅收收入繼續保持了近年來快速增長的勢頭，稅收收入比上年增長13.5％，稅收收入與二、三產業增加值之間的彈性系數為1.50.進出口影響需分析進出口貿易對稅收增長和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不同。按照現行稅收統計口徑，出口產品征收的增值稅、消費稅和進口產品征收的增值稅、消費稅全部納入稅務部門的統計范圍。但是根據國內生產總值的核算方法，只包括凈出口。如果進出口貿易是平衡的，那么其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零，但是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將帶來稅收收入的增長，而且進出口增長越快，帶來的稅收收入增長越多，對稅收增長的拉動作用越大。

　　當進出口稅收增長的幅度高于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幅度時，會對稅收彈性產生正向拉動作用，使稅收彈性變大；當進出口稅收增長的幅度低于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幅度時，會對稅收彈性產生負向拉動作用，使稅收彈性變小。

　　為了簡化進出口稅收對稅收彈性影響的分析，我們假定出口產品征收的增值稅、消費稅與進口環節代征的增值稅、消費稅大體相當。2002年海關代征進口產品稅收為1890億元，相應地，出口產品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也為1890億元，2002年由進出口帶來的稅收收入為3780億元。這樣算來，進出口稅收增長13.9％，高于經濟增長4.9個百分點，正向拉動彈性0.12.剔除此項因素，2002年稅收收入與二、三產業增加值之間的彈性系數為1.22.其他因素影響總體彈性在稅收收入中，還有一些稅種與經濟總量指標相關度較低，也有一些稅種在社會發布的經濟指標中難以找到相應的指標。如消費稅，在工業增加值一定的情況下，主要與卷煙、酒、汽油、柴油和汽車、摩托車等應稅產品的銷量有關，而與經濟總量的增長無直接關系。車輛購置稅僅與汽車銷量有關。與個人所得稅較接近的經濟指標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由于收入結構的差異，相關性較差。還有一些地方稅種目前也難以分析與經濟總量的相關性。這些與經濟總量關系不很直接的稅收，其超經濟增長，會提高稅收收入與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彈性，其增長低于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長，會降低稅收收入與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彈性。

　　2002年，除證券交易印花稅受稅率調整和交投量萎縮影響下降外，許多與經濟總量相關性不大的稅種，其增長幅度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長，這也是2002年稅收超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

　　除了以上對影響稅收總體彈性的分析之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征管對稅收收入的作用是有階段性的。當一項重大的征管措施出臺后（比如金稅工程），稅收征管水平會有一個質的提高，這也是近年來稅收超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隨著征管水平達到一個更高的平臺后，征管對稅收增收的邊際效益會逐漸減小。按同口徑測算，2002年稅收彈性較2001年下降0.34，一定程度上表明征管因素對稅收增收的貢獻正在有所減弱。另外，稅收總量與經濟總量之間，還存在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只有將主體稅種與經濟總量中相對應的經濟指標進行分析，才能夠更好地揭示稅收與經濟的關系。

　　總之，稅收占GDP的比重固然是衡量宏觀稅負的主要指標，但影響稅收收入增長的因素很多，宏觀稅負的提高并不一定表現為微觀稅負的提高。有一些稅收超經濟增長并不影響微觀稅負，也有一些稅收超經濟增長影響微觀稅負，在既定政策框架下，這是完善征管的體現，是對已經足額繳納稅款的納稅人的公平待遇。這幾年稅收政策變化不大，宏觀稅負的穩步提高不存在“逆向調節”的問題。至于稅收占GDP的比重究竟多少為宜，將宏觀稅負與微觀稅負結合分析更能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