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部門發現偷稅案件有個滯后期，特別是大要案，滯后期往往更長。但滯后期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時間，太長就說明有問題”　

　　“在劉曉慶偷漏稅款5000元的時候，我們的監管體制在干什么？當她逃了500萬元的時候，為什么沒有人來追究？為什么非要等到偷逃稅1400多萬元的時候，才來抓她？”

　　最近，類似這樣的評論，中國人民大學錢晟教授聽到了很多。今天，這位稅制專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總有人問我，你說，‘劉曉慶稅案’是不是成心‘養大’的？”

　　稅務機關公開的調查認定，劉曉慶及其所辦的北京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和北京曉慶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自1996年以來，采取不列、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虛假申報、通知申報拒不申報等手段，偷逃稅為1458.3萬元。

　　錢晟教授說：“我個人認為，公眾說把‘小案’養成了‘大案’，更多地是猜測和誤解。退一步說，就說真想養個大案，劉曉慶偷稅的近10年里，稅務局長也換了好幾任了。并且，劉曉慶更多的偷稅行為，發生在北京之外的很多地方。真的要‘養大’劉曉慶稅案，得需要多少稅務局長的配合？”

　　“劉曉慶被查處，是撞上來的。”今年8月，國家稅務總局所得稅管理司副司長孫瑞標說，“不單是劉曉慶一個人。應該說，所有納稅人，都是候補的被稅務檢查的對象，但是最后檢查到誰，有很多偶然因素。”

　　今天，錢晟教授說：“劉曉慶稅案的發生，可以幫我們清醒認識我國的稅收征管體制。”

　　她分析，劉曉慶及其公司逃的多是營業稅。因為我國實行公司自行申報，想偷稅的企業都會采取隱秘手段，在賬目上加工處理。因此，稅務部門發現偷稅案件有一個滯后期，特別是涉稅大要案，滯后期往往要長一些。但是她強調，滯后期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時間，時間太長就說明有問題。

　　這位學者說：“我們叫了很多年的‘稅收征管年’。這說明，往往法律規定有，但是征管上來就有難度。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來的稅收征管制度，需要一個成熟的過程。”

　　她解釋，過去，中國幾乎全部是國有企業，企業偷稅的動機沒那么強。反正都是國家的，最后還可爭取國家的虧損補貼。現在，劉曉慶和她的公司繳完營業稅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了。“能少繳稅就少繳，這是正常的心理狀態。這就需要現代的征管理念”。

　　錢晟教授說，劉曉慶偷稅5000元和1000萬元，性質肯定不同。稅案構成刑事處罰時，動靜就大了。“稅案從小就抓，這不現實。稅案大案才辦，這也不對”。

　　國家稅總官員此前解釋說：“其實，每年我們都查出很多稅案，平均一年有幾千起。可能大家感覺，你們查處的那些被判刑的案子，不過癮，少了一點。而劉曉慶被正式逮捕后，很多人感覺，這次是動真格的了。其實，我們以前也動真格的，只不過影響力沒那么大。當然，劉曉慶違法受到法律懲處，產生的效果的確很大。”

　　“劉曉慶做生意這么多年，最后的所得還不夠納稅，需要拍賣房產去補上1400多萬元稅款的一部分，這還不算滯納金。是不是企業的稅負太高了？”這是另外一種公眾的理性質疑。

　　錢晟教授說：“劉曉慶稅案，不能這么簡單地得出‘企業的稅負太高’的結論。但是拋開此案，在政府層面，我們要警惕‘稅收得越多就越好’的做法。”

　　這位學者解釋，稅收是把雙刃劍。國家收上來真金白銀，可以修建公共設施。但是，過多的稅負會影響企業的再投資。當企業不再投資，而只有政府投資時，我們的就業就可能有問題。

　　錢晟教授說，國家的稅收連續5年兩倍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在肯定征管工作的同時，政府應該考慮到稅收的可持續性，稅收經濟需要算國家的“大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