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能不能夠持續，怎樣才能持續？吳敬璉就這個問題提供一些個人的思考給大家。一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中國經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它的根源；三是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難點；四是克服這些難點的出路在于落實黨的十七大的決定，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能不能夠持續，怎樣才能持續？近來已經成為一個全世界議論的熱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所以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發展和怎樣才能持續發展的問題，不但關系到中國自身的興衰，而且已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世界經濟和政治今后的走向。

　　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雖然前一個時期在國內有極少數人鼓吹“今不如昔”、現在不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之類的論調，但是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尊重事實的人，不管是對中國采取友好態度或者是采取懷疑、敵視的態度，都一致地肯定中國經濟在最近30年來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有三個最重要的指標：

　　第一是經濟的高速成長。最近30年來，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之下，中國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特別是我們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長期積弱。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面，GDP增長近14倍。現在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量是世界第三。

　　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前的20年，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糧、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費沒有任何提高。在最近30年的時間里，我們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增長了6.7倍。

　　第三是減貧取得的成效。我國農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貧民，已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06年的2148萬人。據聯合國在2003年發表的最新的減貧統計，世界減貧人數的90%是在中國實現的。

　　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嚴峻的挑戰

　　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曾經一再引用（（雙城記））開頭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紀后期、19世紀初期歐洲“兩頭冒尖”狀況的話，指出中國現在情況的類似之處。在社會大轉型期中出現了這種情況并不奇怪，問題是我們要認真地去對待它、解決它。不能不承認，這個挑戰是很嚴峻的，所以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向壞的方向發展。

　　從經濟社會生活的現象層面上看，現在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資源短缺的程度越來越嚴重，最近幾年一些可貿易資源因為中國需求量的急劇增長，把全世界的價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貿易的資源或準不可貿易的資源，比如石油，則出現了供應短缺甚至造成了社會生活的困難。環境的惡化更不用說了，水的污染、空氣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的情況，使得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這種爆發性的環境危機在全國各地不斷發生。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環境的惡化。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一個是腐敗的蔓延，另一個是貧富差距擴大。這些，都是目前社會經濟生活中，天天都能接觸到的現象。

　　從宏觀經濟的深層結構看，問題的發生可以歸結為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內部失衡的主要表現是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過度投資而消費不足。這里說的消費不足，不是說絕對量增長不足，而是相對于投資的增長不足。世界上許多機構的研究結果表明，近30年來中國人消費絕對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為投資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長，消費在GDP中的相對份額不斷下降。目前，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已經大大偏離正常狀態。從國際上來說，消費和投資的比例大致是75比25，有的國家稍微高一點，有的國家稍微低一點。在有些階段，例如在工業化初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投資有可能高一些。比如說中國在“大躍進”期間投資率就達到30%以上，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投資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大概沒有超過35%。我們現在投資的比重越來越高，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達到的水平大致在45%至50%，而消費的比重則嚴重偏低。這樣就造成了諸如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致造成基本群眾的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現，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以及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會造成我們跟貿易伙伴國之間的摩擦加劇，使本國的貿易條件變差，出口產品賤賣，還搭上了我們的資源和環境。

　　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觀經濟上的集中表現，是貨幣的過量供應或流動性泛濫，而貨幣的過量供應又必然導致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泡沫的形成或通貨膨脹，即消費物價指數（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這個問題在2007年下半年以來開始浮出水面，進而變成一個人人都能感覺到的危險。

　　從中長期的觀點看，這一問題的危險還在于，它會使我們的金融體系變得非常脆弱，當遇到外部或者內部沖擊的時候，就會出現嚴重的系統性風險。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曾經經歷過高成長的時期，成就了所謂“東亞奇跡”。但是，它們大多數都因為內外失衡的處理不當，而沒有逃脫金融系統的危機，以致損失了幾年、十幾年的時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們必須盡力地防止出現這樣的問題，防止我們大好的經濟成長形勢出現逆轉。

　　為了解決上述種種問題，首先要研究它們的根源何在。經濟學界最近一些年進行了兩次大的討論，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于這些問題的根源，有了比較明確的判斷。

　　下面就經濟學界的討論情況作一些介紹：

　　2003年到2005年曾經有一次關于增長模式和工業化道路的大討論。這次討論形成了大量的文獻。我就這次討論寫過一本專著，叫《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這次大討論得出的結論是，采取投資驅動的傳統增長模式或者叫舊的工業化道路，一定會造成上面所講到的內部失衡。運用經濟學已有的各種經濟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來進行分析，得到的結論是一樣的。比如說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對于資本主義國家19世紀增長模式進行的分析就表明，它一定會造成物質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人工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不斷降低（“有機構成不斷的提高”），并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無產階級貧困化。總之，經濟學家們在討論中得出結論，必須轉變我們的增長模式，否則就一定會造成我們剛才講的內部失衡。經濟學家提出的這些意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十一五”規劃中。

　　在2006年到2007年關于宏觀經濟態勢的討論中，也對前面講到的外部失衡的根源和應對辦法作過深入討論。有的經濟學家說，中國宏觀經濟2007年下半年出現的問題是原來沒有預見到的。這種說法恐怕不很確切。事實上，2004年到2005年關于匯率問題的討論中，已經有經濟學家指出，如果不對出口導向政策及時作出調整，勢必引起一系列嚴重的宏觀經濟問題。其中，社科院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教授發表的一些文章，使人至今記憶猶新。后來在2006年7月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對這一問題做了一次更集中、更深入的討論，《21世紀經濟報道》做了詳細報道。經濟學家在討論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仿效東亞一些國家的做法，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彌補內需不足。這種政策在早期對經濟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及時調整，不能在情況變化以后實現外匯形成機制和其他一些機制的市場化，就會和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一樣，造成內外失衡、貨幣過量供應以及由資產泡沫破滅造成的金融風險。2006年年底的《財經》年會上，有一個小組討論。我在年會的閉幕致辭《解決內外失衡的出路在于推進改革，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里歸納了學者們提出的意見，對內外失衡的前因后果作了全面分析。

　　總而言之，這些討論的結論歸結為一點，就是內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觀經濟表現——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的威脅等等，最深層的根源在于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附帶說一句，經濟增長模式現在在說法上有一點改變，叫做經濟發展模式）。既然如此，為了解決宏觀經濟中的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就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轉變發展模式的難點

　　問題在于，轉變發展模式，并不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口號。只不過口號雖早已提出，卻長期沒有做到。且不說蘇聯早在19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轉變增長方式，就說我國，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間轉變增長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后五年的經濟工作的重心。由于2006年的執行情況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確的解決辦法，但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呢？在2003年到2007年的討論中，許多學者通過深入的觀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見：主要原因在于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它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我認為最重要的體制障礙有四點：

　　第一點，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比如說信貸資源，因為我們的銀行體系、金融體系改革沒有到位，所以各級政府依然對信貸的發放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再比如土地資源，因為土地的產權制度不明確，依然是由各級政府自由裁量運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會在確定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時就已經明確，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在資源配置中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我們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所謂市場起作用，就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起作用，因為這種價格是能夠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的。但是現在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場、而是由黨政領導機關按自己的意圖在配置。

　　第二點，把GDP的增長作為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標志。不僅在黨政機關考核干部時如此，社會輿論也是如此，導致整個社會都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

　　第三點，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相聯。從收支兩方面看都是這樣。從財政收入看，各級預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謂生產型的增值稅，生產型的增值稅跟物質生產部門的速度是直接掛鉤的，所以使得我們的各級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上。從財政支出看，在前年財政部召開的“財政體制與和諧社會建設”國際討論會上，一些學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見解，他們說中國的政府支出結構現在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大約有70%落在縣或縣以下財政的肩上。這不但使這些公共服務提供的情況很差，而且使得各級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則日子就過不下去。比如，我記得上屆政府卸任以前討論農村工作的一次會議上議論的一個問題：九年義務教育在我們的內地農村基本沒有實現。為什么會這樣呢？經濟學家們指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在縣以下，后來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措施，把九年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提到縣一級，這就使情況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現在看來，這仍然不夠。所以現在有許多人主張把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進一步上提。這里附帶說一句，支出責任在中國通用的說法叫做事權，財政部門早就提出來了，事權過度分散，要更加集中。但是這給人的直接感覺是他們要收權，所以支出責任往上收、由更高級的政府部門來承擔沒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條，正好是前面三條的反面，就是資源配置上，市場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壓制。這表現在價格沒有市場化，很多生產要素的價格是行政定價的或者受到行政機關的影響，而行政定價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因為要素價格壓低有利于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土地、資本、勞動力價格的扭曲促使了資源以浪費的方式進行生產。

　　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如果上面結論正確，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最后一個問題是，出路在于消除舊體制遺留，建立起一個規范的市場體系。也就是像黨的十七大要求的那樣，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讓市場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關于這個問題，在2003年年末開始的“第三次改革大辯論”中提出了一種完全相反的解決辦法。它認為，中國目前遇到的各種問題都是由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造成的，應當摒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回到1976年以前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黨中央駁斥了這種主張。對應于這種主張，我覺得胡錦濤總書記有三段話講得非常好，值得我們仔細地品味：

　　第一段話是：“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第二段話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第三段話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一個問題，現在有一種輿論認為改革過頭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對了。應當就此具體分析一下，看看碰到的問題，到底是因為市場取向的改革造成的，還是由于改革沒有到位造成的。比如說，前面講到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低收入階層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個原因是社會保障體系遲遲沒有建立。這應不應當歸罪于改革呢？只要舉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說明問題。中國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不完善。像公費醫療體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別是黨政機關干部身上了，農民卻缺醫少藥。改革開放以后，這一套體系不能夠運轉了，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對社會保障曾做出了一個很好的原則設計。可是14年過去了，由于行政機關作梗，國企老職工“空賬戶”的補償問題解決不了，這套體系到現在還沒有建立。這個責任是在改革還是在沒有執行改革決定呢？現在存留著好多這樣的問題。此外，還有的改革決定雖然得到了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沒有貫徹到底。比如國企改革。國有銀行的改革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以后開始加速，這個改革走了幾大步，但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分歧，民間創辦銀行到現在也沒有松口。總之，要把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其他一些改革，譬如說農地產權改革的問題，在2002年就開始進行過討論，因為有不同意見，沒有進行。但是，現在看來這樣的改革如果不進行，就會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譬如我們的房地產問題，如果說地權問題不落實，解決起來非常困難。如果依然是頭疼醫頭，揚湯止沸，而不是依靠改革建立有效的制度，這些問題恐怕很難解決好。

　　第二個問題，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門存在著行政壟斷的情況，這是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符的。與此同時，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的情況，近年來也十分盛行。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都牽涉到有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來非常困難；但是不打破壟斷，不消除行政部門的微觀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

　　第三個問題，把我們的市場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雖然黨的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提出來要建設法治國家，十六次代表大會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而且不只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問題，還有一個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了。建設法治國家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二是執法。從立法的方面來說，數量是不少的，但是從一些基本的立法看來，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黨中央一再強調《物權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基本的法律，但是這個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沒有黨中央的干預和堅持，很可能就在2006年就給攪黃了。還有一部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反壟斷法》，也花了13年，而且現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目前有一種說法，說反壟斷應該只反那些不好的壟斷，對于好的壟斷（“有利于國家的壟斷”）則不能反。這樣一來，一個企業的壟斷應不應當反就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法確定的事情了。例如，中國的電信資費高得驚人，這是與行政壟斷直接有關的。難道應該以電信企業是國有企業為理由把這些企業置于《反壟斷法》的調節范圍之外嗎？

　　怎么能夠做到公正執法、獨立司法，難度可能比立法還要大一些。但是對于一個現代市場經濟，所謂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的市場經濟，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么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證自己財產的安全性，辦法就只有勾結官府。為什么這些年來買官賣官越來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公法不彰，行政官員的個人權力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能夠決定企業的成敗禍福。不受約束的權力會導致腐敗，這確實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怎么來約束權力呢？惟一的辦法是靠法洽。

　　總之，我們要靠改革開放建立一個好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基礎上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或許有人會說，你講的這些都是一些虛道理，群眾要的是實際的利益。其實，上面所講的并不是空洞的原則，所有這些原則都包含著非常實際的內容。我個人在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擔任一些工作，信息（IT）產業或者叫做信息通訊產業（ICT）方面的情況接觸得多一些。我可以舉個例子，說明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基礎，中國的信息產業可以順利地實現產業的升級轉型，會給我們的人民、國家帶來巨大的、具有根本性質的利益。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提出一個任務，就是搞好市場制度，在這個基礎上創建新型的產業結構。

　　目前，世界的信息通訊產業正面臨著一次大的升級轉型：一個是移動的寬帶化和寬帶的移動化，一個是電信網、廣電網、計算機英特網“三網合一”，還有硬件、軟件、服務融合等等。這些變革實現以后，整個信息通信產業的面貌會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說，世界上的信息產業正面臨著一個大的飛躍。如果我們繼續維持舊的產業格局，像陳志武教授所指出的給外國人“賣硬苦力”過日子，就會越來越艱難。最近一段時間出現了一些很值得我們警惕的現象，就是信息產業的增長大大高于GDP增長、盈利也大大高于國民經濟的平均盈利的狀況最近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這表明，舊模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必須努力實現產業升級。

　　那么，我們有沒有條件改變舊的產業模式、實現信息產業的全面升級轉型呢？我認為條件是完全具備的。我這里說三條：第一，中國有世界最大的信息產品市場。比如說，無論是移動通信網還是固定通信網，不管是網絡容量還是用戶數量，中國從2003年以來一直穩居世界第一。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我們就掌握著這種資源。第二，中國有世界最強的硬件制造能力。現在許多信息產業的產品都是中國制造或者是中國代工的。現在西方上層中產階級聚在一起有一個“節目”，是交流怎么玩i-Phone.蘋果的iPhone的確是名不虛傳的高端產品，制造工藝十分精細，界面很漂亮，功能很齊全，操作很便利。當然，賣得也很貴。可是最近我在美國驚奇地發現，iPhone不但是在中國制造的，而且是由深圳發貨、直接寄達顧客的。第三，近年來中國研發力量成長的速度大大加快，突破性的技術發明開始涌現。雖然中國制造里面的知識技術含量還是很低，可是這方面最近進步的速度很快。早在本世紀初，中國具有高等學歷的科學和技術人員的人數已經躍居世界第一。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中國研究經費投入總量也已經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而且我們在全國各地都能看新發明，包括一些具有突破性的發明正在涌現。總之，由于具有這些條件，中國的ICT產業完全有可能在世界ICT產業即將全面展開的升級中上一個大臺階。改變我們的ICT產業的面貌，創建一些拳頭企業，在這一產業的某些領域里面起到主導作用，也完全有可能。然而，重要的是把這些具有突破性的發明創造變成產品，轉化為產業。然而，由于我們體制上的缺陷太多，交易成本太高，甚至由于行政部門運用自己的行政權力設置障礙，使這些很有希望的發明胎死腹中，或者成了“小老頭企業”，最終被別人超過。我看到去年（《商務周刊》登載的一篇文章題目叫《信威的故事——關于自主創新的一聲嘆息》，講的是一個四代無線通訊創新創業失敗的事例。我沒有去核對它講述的事實是不是都很準確，但是就我所接觸的情況看，這種情況并不是個別的。所以我說，中國的ICT產業的升級轉型，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有效的體制，正確的政策。

　　能不能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取決于各方面的努力，而這其中政府機構是否能夠端正自己的行為將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進一步推進我們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營造一個好的氣氛，實現最近廣東省委提出來的，用解放思想來破除舊的思想觀念和機制體制的障礙，來推動改革開放和新一輪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學家也要在這個實現科學發展觀的大潮里面盡自己的一份責任。當然，經濟學家所能夠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不認為經濟學家可以包打天下，因為社會生活是具有多個方面、多個子系統的大系統。經濟學家只能從經濟學的視角提出自己的專業見解，匯集在整個社會的智慧庫里面供決策參考。

　　最后，我想指出，關鍵的關鍵還在于黨政領導機關自身的改革。黨政領導機關最重要的職能，應當是努力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當然它還有一些其他的職能，這些職能都需要完善。我贊成有些經濟學家說的，對好的政府有兩個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謂“有限”，是說它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應給市場提供秩序，提供條件，而不應當去處理微觀經濟事務，更不應當在市場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謂“有效”，是說它廉潔奉公，辦事有效率，提供公共產品是低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