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必須借助一系列的調控政策來實現，只有在正確掌握各種宏觀調控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合理地運用各種政策使宏觀調控的目標得以實現，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那么，中央財政對下級政府的轉移支付作為中央宏觀調控方式之一，其調控理論基礎是什么，主要作用是什么，它與其它調控手段相比較的優勢是什么，這些都將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內容。

　　轉移支付宏觀調控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ㄒ唬┕�共產品的“外部性”理論

　　西方經濟學家以公共產品的層次性和區域性公共產品作為論證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并提出區域性的公共產品應該由地方政府來提供的理由。然而，從一般經濟學角度來看，對于各地方政府支出責任的劃分并不能同時保證公共服務能有效供給，且不論各地方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如何，地方政府總是更樂于去提供那些僅有益于轄區公民利益的服務，或那些有益于地方經濟的服務。這樣使關系到地區間或國家范圍內的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同時，由于某些服務過度提供，會使得提供公共服務的總體成本增加。

　　（二）公共產品的“受益空間限制論”

　　公共產品“可為一切人享用”并不意味著把世界人口或一個國家的全部人口都包括在內。大多數的公共產品都有受益地區的空間限制，享用集團的成員僅限于該地區居民范圍之內。只要轄區之間存在方便的流動性，就會發生以下的人口遷移：反對再分配的高收入者將搬到B轄區內，而贊同再分配的高收入者和那些低收入者將聚集到A轄區。現在A區的高收入者們發現全部稅收負擔都是由他們承擔的，而且，由于多數低收入者都集聚到A區，可達到的收入均等程度是很小的。因此，會導致人口的無效流動。

　　（三）“以足投票”理論

　　蒂鮑特在《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中認為：人們之所以愿意聚集在某一個地方政府的周圍，是由于他們想在全國尋找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務與其所征收的稅收之間的一種精確的組合，以便使自己的效用極大化。當他們在某地發現這種組合符合自己的效用極大化目標時，便會在這一區域居住下來，從事工作，維護當地政府的管轄，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這個理論可以解釋人們為什么會聚集在某一個地方政府周圍，必然導致發達地區越來越發達，社會資金的投入、資源配置、人才素質等越來越向發達地區傾斜，由此而引來了財政收支問題上的“馬太效應”問題。

　　（四）“馬太效應”理論

　　“馬太效應”，最初是由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于1973年在所著《科學社會學》一書中提出，用來描述對得到社會承認的知名人才所做出的貢獻給予越來越多的榮譽，對沒有得到社會承認的不知名人才所做出的成績不予承認的社會現象�，F代經濟學理論認為，從資源的配置過程與效果看，市場機制具有局限性。市場機制的選擇有時不完全可靠、不完全合理、不完全有效。市場機制往往選擇那些具有較高微觀經濟收益的項目集中投入資源，而對具有較高社會效益的項目卻可能不予選擇或滯后選擇。其結果是經濟效益好的地區、行業、部門、企業資源集中流入或大量地配置，而經濟效益較差的地區、行業、部門、企業則資金大量外流，資源配置不足，從而引發或加劇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馬太效應同樣適用于財政收支領域，基于某個地區的財政支出的缺乏，公共產品提供的數量和質量不足以滿足公共需要，或者與該地區稅收之間的比例十分不協調，這將導致資金、人才、無形資源的外流，從而造成橫向的財政不平衡更為嚴重。

　　（五）“木桶理論”

　　一個由許多塊長短不同的木板箍成的木桶，決定其容水量大小的并非是其中最長的那塊木板或全部木板長度的平均值，而是取決于其中最短的那塊木板。要想提高木桶整體效應，不是增加最長的那塊木板的長度，而是要下功夫補齊最短的那塊木板的長度。這就是管理學中著名的“木桶理論”。這說明了財政橫向不平衡加劇的結果不僅是直接束縛了該地區的發展，拉大了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而且直接影響到了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

　　轉移支付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一）對收入分配的調控

　　轉移性支付的政策中，社會福利支出實際上是將高收入階層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低收入階層，以促進公平分配。而轉移性支付政策的消費性補貼是為了保證低收入者的利益，通過對基本生活物品進行補助、對最低生活標準進行保障的轉移支付手段之一。例如，我國歷史上的生活物價補貼、煤炭補貼以及供應日用品虧損補貼等；美國針對低收入階層的食品券計劃。這可以使其居民帶來全面福利的同時，起著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由于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結構不同，低收入者初級消費品所占收入比重較大，而高收入者則相反，這使得低收入者從消費性補貼中獲得的利益高于高收入者。

　　（二）對地區間經濟協調發展的調控

　　轉移支付制度通過對各地區的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對地區經濟協調發展進行調控。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而從理論上說，實現一國各地區間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兩條基本途徑：一是通過人口自由流動，人口從公共服務水平較低的地區流向公共服務水平較高的地區，從而自動地促成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通過政府干預，主要是實施政府間轉移支付，來實現地區間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即使在發達國家，也需要通過轉移支付來提高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而在我國，盡管已經有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人口流向了城市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但是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還嚴重地約束著人口的自由流動，通過人口的流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短期內是不太現實的。要實現我國各地區間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目前轉移支付是最重要的手段。

　　（三）對產業結構的調控

　　合理轉移支付的制度可以使國家的重點建設、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等“瓶頸”項目資金得到保障，還可以給予受自然條件影響大、盈利低或風險程度高的產業一定的專項補貼，支持和促進該產業的生產發展。為了保證社會所需要的公共產品以及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的生產，貫徹國家產業政策，調動企業和單位的生產積極性，國家在施行低價政策以保證其消費需要的同時，運用財政補貼彌補企業和單位因生產某些公共產品而造成的損失。當某些產品發生政策性虧損又不易提高價格時，國家給予適當的補貼可以保證其正常生產。當某些產品需要提高收購價格，但又不宜提高銷售價時，國家可以對產品提供企業進行補貼以保證產品供應；也可以提高產品售價，而由國家對消費者進行補貼，保護消費者利益。財政補貼調整生產結構的作用主要表現在鼓勵或限制某些產品的生產上。比如，對農用生產資料給予補貼，是為了使農民用生產資料以較低的價格供應農民，以此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四）對需求結構的調控

　　轉移支付是通過擴大全社會的消費需求，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服務的社會消費需求，即包括加強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建設而增加的社會消費需求，也包括提高公務員工資水平、增加對困難群體的生活津貼等增加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形成個人消費需求。目前，消費率偏低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重要問題之一，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被認為是消費率偏低重要的原因，由于對未來不確定，人們必須進行高儲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是我國現行轉移支付體系中專項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增加對社會保障的轉移支出來提高居民消費率，調控消費需求結構。

　　轉移支付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優勢

　�。ㄒ唬┱{控受國際環境的影響較弱

　　加入WTO后，我國已經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所面臨的經濟環境正在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各國政府在運用宏觀政策調控經濟的過程中，越來越受到來自其他主權國家和國際環境的影響。因此，我國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不但要考慮國內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需要，還要越來越多地考慮來自國際經濟的外部影響，同時，還要受到區域經濟組織條約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限制，以及一項宏觀調控政策的出臺給其他國家和世界經濟帶來的影響。貨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流動使各國貨幣政策趨于無效；國際稅收競爭的存在使主權國家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受到嚴重挑戰。而轉移支付作為宏觀調控手段和貨幣政策、稅收政策相比，具有調控過程受國際環境影響較弱的優勢。從我國現有轉移支付體系來看，只有專項轉移中的較小一部分補貼支出受到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限制，如支持農業支出補貼。并且補貼具有可控性，可以靈活地掌握補貼對象、補貼數量、補貼形式、補貼環節等內容，使之符合國際規則。

　　（二）調控效果受市場化程度的影響較弱

　　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作為政府的間接調控手段，必須借助市場力量才能運行。其基本原因在于，宏觀調控生效隱含的一個條件就是，為便于任何宏觀調控措施的實施都能夠迅速、準確地通過政策中介傳遞到基本的經濟單元，使其能根據自身利益做出選擇，以間接地實現預定的宏觀調控目標，經濟市場化程度必須很高。但從現實經濟生活中我們不難看到，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的行為都不盡合理，還沒有成為規范的市場經濟主體。

　　而從轉移支付在整個財政體系中的性質而言，轉移支付屬于財政再分配，是通過政府間的轉移支付，對那些市場調節作用微弱、市場配置作用發揮困難甚至市場配置作用失效的環節和領域，為實現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對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可見，轉移支付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之一是屬于直接的宏觀控制方式。

　　有效發揮轉移支付作用的基本條件

　�。ㄒ唬┱�確認識轉移支付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每個宏觀調控工具都各有其不同的作用范圍、調控方式。政府必須認識到，哪些宏觀調控目標可以依靠轉移支付工具來達到，哪些目標最好借助于其他調控工具來實現和哪些目標需要轉移支付和其他調控工具相互配合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二）完善地方預算管理體制

　　轉移支付在宏觀調控中的效果如何，是與地方預算體制緊密相連的。由于目前地方預算管理制度不健全，幾乎地方各級政府都存在著部分轉移支付資金未編入本級預算的現象，這部分資金實際上脫離了本級人大的審查監督，致使轉移支付資金被挪用、截留的現象屢見不鮮，使得轉移支付資金脫離了轉移支付的目標。因此，完善地方政府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是有效發揮轉移支付在宏觀調控中效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