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當前土地管理特別是土地調控中出現了一些新動向、新問題，建設用地總量增長過快，低成本工業用地過度擴張，違法違規用地、濫占耕地現象屢禁不止，嚴把土地“閘門”任務仍然十分艱巨的問題，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保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首先第一項內容進一步明確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的責任。

新土地調控政策給我們帶來了曙光，但政策如何落實又成了不的不考慮的問題（圖：中新社）

　　新政進一步明確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的責任

　　完善責任內容。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應對本行政區域內耕地保有量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執行情況負總責。

　　明確考核依據。將新增建設用地控制指標（包括占用農用地和未利用地）納入土地利用年度計劃，以實際耕地保有量和新增建設用地面積，作為土地利用年度計劃考核、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的依據；實際用地超過計劃的，扣減下一年度相應的計劃指標。國土資源部要加強對各地實際建設用地和土地征收情況的核查。

　　按照權責一致的原則，調整城市建設用地審批方式。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建設用地范圍內，依法由國務院分批次審批的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調整為每年由省級人民政府匯總后一次申報，經國土資源部審核，報國務院批準后由省級人民政府具體組織實施，實施方案報國土資源部備案。

　　嚴格實行問責制。對本行政區域內發生土地違法違規案件造成嚴重后果的，對土地違法違規行為不制止、不組織查處的，對土地違法違規問題隱瞞不報、壓案不查的，應當追究有關地方人民政府負責人的領導責任。監察部、國土資源部要抓緊完善土地違法違規領導責任追究辦法。

　　地方政府責任約束的缺乏是導致違法用地的制度硬傷

　　地方政府在推動投資增長和違法利用土地上，往往注重本地區投資的增長；在違法利用土地和保護耕地上，地方政府在利益面前忽視了對于耕地的保護。于是產生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不減，過熱的固定資產投資持續高位運行。

　　從現在土地出讓金制度考慮，一屆政府出讓土地使用權取得了70年的土地使用費，也就是土地租金，是一種典型的“寅吃卯糧”的行為，收入和時間嚴重不對稱，在沒有對這部分收入進行明朗化的管理并規定政府對于收入的具體運用之前，這樣的收入必然導致地方政府的行為短期化，在長期可持續的利益面前，保護耕地的重要性相對于巨額的土地出讓收入變的微不足道。在如何改變地方政府批租土地的沖動的問題上，有效的辦法是出臺物業稅，可以控制占固定資產投資半壁江山的房地產投資；而對于其他的工商業用地，應該有健全的地產稅，使土地收入長期化，穩定化，收入在各屆政府間合理分配。再有就是加強土地保有階段的稅費改革，提高標準，起到資源稅對于資源環境的保護作用，加強政府對存量土地的利用。但由于種種原因，物業稅，地產稅的推出還有許多的困難；而現行的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耕地占用稅，由于沒有一個健全的環境稅制做支撐，調節力度很小。

　　在相關的稅費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行政手段的調控就顯的很必要，具體就是對于地方政府的問責制的建立。可以說行政化的手段是市場化手段的不要補充，如果相應的問責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的行為很難進行規范和監督。而我國目前的制度來看，對于耕地的保護和違法利用土地的責任規定上存在嚴重不足，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的存在，使相關的約束機制在利益集團的控制下難以健全和運轉，形成了我國對于地方政府行為約束的制度硬傷。

　　問責制度的建立能否順利得到貫徹落實

　　為了貫徹落實土地政策的實施，國土資源部派出了很多的工作組到地方進行督察。效果究竟怎么樣呢？業內有許多贊同的聲音也有很多批評的聲音。原因是人們對于這樣的監督模式存在尋租的嫌疑，畢竟從古至今這種“欽差大臣”式的工作模式存在很大問題，欽差大臣監督地方政府，那誰又來監督欽差大臣呢？

　　這就引出了另外的問題：責任機制建立，怎樣保證它正常運轉呢？對于地方政府的用地檢查，工作監督，錯誤報告等能夠保證順利進行嗎？地方政府對于土地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上看，這種利益機制很難打破，在利益誘惑面前，我們的監察組能夠保證潔身自好是個問題。制度使然，環境使然啊。

　　從歷史經驗來看，行政化的監察制度始終不是最好的選擇。最明顯的事實是，國家安監局長李毅中下基層進行工作調查，落實煤礦關停工作，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李局長在山這頭檢查煤礦，就在山那頭，私挖濫采還在進行，完全不把安監局長放在眼里。從這樣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地方上完全處于“現官不如現管”的狀態，上面的領導要檢查什么，能夠檢查到什么，完全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讓地方政府如此冒險的是高額的土地回報。據有關數據顯示，地方政府2005年來自土地的收入在5500億以上，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很明顯。想要動地方政府這么大的“奶酪”，沒有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和監督機制的存在，問責制的開展是很難進行的，那如何保證我們問責制這個最后一道防線呢？

　　應該說這樣的問題沒有答案，至少在現在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除非國家安監局長親歷親為，象“康熙微服私訪”那樣深入民間，真正的現象才能看到，真正的問題才能發現。而這樣的方式能解決多少問題呢？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那么多問題能夠憑一個安監局長解決嗎？關鍵還是要打通群眾舉報的制度，而隨之產生的問題是舉報的信息保密問題，有什么制度能夠保證我們的舉報人遠離打擊報復呢？

　　行政化的手段始終存在致命的硬傷，效率不高，存在尋租是它永遠擺脫不了的問題，如何發揮這樣的調節手段的作用，還要群策群力，發揮社會的監督作用。另外關鍵的還是要繼續完善市場化的調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