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最近發布的報告顯示，我國地方經濟正顯示出過熱的態勢，權威人士指出，當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遏制投資過快增長，已經成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發改委報告顯示，我國地方經濟有過熱的跡象

　　上半年，16個省份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高于全國31.3％的平均增幅，與上年同期相比，有22個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提高，其中青海、陜西等省的投資增幅提高10個百分點以上，31個省份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兩位數，其中，23個省份增速在12％以上。與上年同期相比，有24個省份經濟增速有不同程度提高。

地方投資增長推動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高位增長，土地政策調控基本失敗（圖：新華社）

　　從大區看，上半年，西部、東北、中部和東部地區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34.4％、42.13％、41.47％和25.93％。與上年同期相比，西部、東北和中部地區在投資中的比重均有所提高，東部地區有所下降。權威人士指出，當前經濟形勢的基本面良好，但經濟增長偏快，必須采取措施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

　　我國地方經濟究竟有沒有過熱呢

　　經濟學家林毅夫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正處于工業化早期，即使產能過剩，產業結構和技術升級的空間都還非常大，高投資回報率的機會很多。從東亞經濟的發展歷程看，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人均收入增長很快，居民和企業的儲蓄傾向都會很高，在既有投資機會又有充足資金的狀況下，投資增長自然比較快，這是我國縮小和發達國家產業、技術、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機會。

　　在判斷投資有沒有出現過熱的問題上并沒有定量的標準可以參考，而且每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和承受能力不一樣，不存在統一的標準。比如我國上半年GDP增長達到了創記錄的10.9%的高位，單從歷史數據考慮是不科學的。在沒有標準可以衡量的情況下，我們只能通過結構和總體的角度進行大概的衡量。

　　從投資總量上看我國經濟各個基本面沒有出現全面繃緊的情況，2004年出現的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的情況已經得到很大的緩解，說明經濟還有相當的承受能力。從結構上考慮，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國從生產資料到消費品市場存在很明顯的產能過剩問題。鋼材，水泥，紡織等行業仍然是發改委劃定的產能過剩行業，林毅夫表示地方政府競相以各種辦法來刺激投資，如等稅收優惠、壓低土地的價格等。對每個地方政府而言，這些投資是有利的，但對整個國民經濟而言，很多就會是重復和過度投資。另外從我國外貿環節出現的頻繁的反傾銷制裁等現象證明了我國在外貿階段已經存在了產能過剩和惡性競爭的現象，也預示著未來外貿市場一定程度的萎縮和未來的過剩局面進一步的加重。那么目前的投資的強勁必然造成更大程度的過剩局面的出現，從結構上講這樣的投資便是過度的重復的投資，經濟在投資層面已經出現了過熱的現象。

　　國家土地政策的調控手段基本處于失效的狀態

　　首先，土地政策作為行政化調控的手段，本身就是缺乏效率的。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尹中立此前表示行政手段的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土地問題涉及相關部委眾多，始終難于解決政出多門造成的矛盾與難題。在國務院的領導下，本次調控雖然艱難地實現了協調作戰，但最終仍無法擺脫行業利益的桎梏，這場利益的博弈還包括地方政府，不少地方政府在執行房地產新政時陽奉陰違。地方政府及其官員與房地產行業之間的利益關系十分復雜，任何行政手段都是難以奏效的。

　　筆者認為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在市場化手段沒有很好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的情況下，行政手段調控是唯一可以選擇的調控手段，為什么行政手段調控沒有效率但在此前的調控中表現出了一定的效果呢？重要的原因是此前的土地調控是中央政府牽頭，自上而下的調控過程，地方政府迫于政權壓力在政策的執行上是有一定壓力的。而從之后的投資反彈我們可以看出，土地政策的調控并不是治本的手段，在中央政府緊張的風聲一過，行政手段便沒有了主要的支撐，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土地問題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調控政策存在執行阻力。首先是地方政府在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普遍存在財政困難的問題，既有財政體制的問題也有自身改革滯后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地方經濟的不發達，因此促進投資成為了地方政府改變財政困難的基本出發點。其次，在地方政府考核機制上重量而不重結構，中眼前而不中可持續，重效果而不重效益的問題，造成地方政府在投資上存在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現象，在一些投資項目的審批上，地方政府幾乎沒有什么約束機制，大多出于稅收收入的考慮而推進投資。再次，土地問題是地方政府收入的秘密所在，從土地出讓的巨大收入和土地轉商用后的持續稅費收入，地方政府在土地的審批上普遍給予放行，國家土地監控投資的政策成了一紙空文。而中央政府掀起所謂的土地監察行動，地方政府也只是做作面子工程，甚至跟中央政府捉迷藏，保護一些調控范圍內的過剩投資。

　　市場化調控手段基本缺位，固定資產投資難抑制

　　這些重復投資和低水平建設之所以存在市場，和我國各方面的改革滯后有關系。在能源問題上，資源稅或者環境稅沒有健全，能源價格嚴重低于價值，能源的利用存在低水平濫用的現象，企業獲得了較大的經濟租金，足以在市場上茍延殘喘。再次在企業經營的市場導向上，市場化手段沒有起到鼓勵高科技，新工藝的投資項目的作用，一些低水平重復投資的項目也得不到限制，因此企業又獲得了喘息的空間。在外貿環節，惡性競爭的現象得不到抑制，外貿秩序管理存在問題，稅費改革滯后，一些瀕臨淘汰的企業沒有在市場中實現淘汰。問題逐步積累，改革難度也逐漸加大，市場化手段出臺的難度與阻力越來越大，后顧之憂也越來越多。

　　市場化手段如果沒有建立，那么固定資產投資過熱的局面就始終不能避免，地方經濟過熱的情況會依然持續存在，只要地方政府短期化的政策沒有市場化的手段來進行調控的話，地方政府投資的沖動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這個渠道就永遠是暢通的，那么我們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就會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