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條件下，傳統增長模式是與行政計劃體制相聯系的；而新增長模式（新型工業化道路），則需要以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制度基礎在前幾篇專欄討論中已經指出過，中國所面臨的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至今仍沒有擺脫先行工業化國家19世紀后期以前的增長模式的影響，主要依靠投資和其他資源投入來實現增長。

　　應當說，對于這種增長模式的害處，無論朝野都早已有所認識。改革開放前我國遭受的許多經濟和社會災難，都無非是這種增長模式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集中顯現。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的黨政領導曾經多次進行了經濟結構的調整，改善農業，加強輕工業和服務業，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以便克服這種增長模式造成的惡果。1995年在制定“九五”（1996－2000）計劃時，更明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的要求。2002年的中共十六次代表大會，又提出了“走出一條新型的工業化道路”的號召。

　　問題在于，為什么黨政領導如此三令五申，增長模式至今仍然沒有轉變過來，以致在本世紀一開始，就出現了由這種增長模式所引發的過度投資和經濟過熱？

　　在我看來，問題的癥結在于體制。任何一種增長模式，總是建立在特定的體制基礎之上，與之共生共長。在中國的條件下，傳統增長模式是與行政計劃體制相聯系的；而新增長模式（新型工業化道路），則需要以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制度基礎。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雖然早就提出了轉變增長方式的必要性，但是主要著重于改變這種增長模式所造成的結果（效率低下），而沒有著重于改變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服從于行政目標和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體制）。不僅如此，舊體制的許多遺產，至今在我國的經濟運行中起重要的作用。

　　這些遺產主要表現在：

　　（1）把保持產值的高增長作為各級政府的主要職能和衡量“政績”好壞的主要標志；

　　（2）各級政府官員擁有過多的配置稀缺資源，特別是影響信貸和“批租”土地的權力；

　　（3）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財稅體制，促使各級政府官員極力投資于產值大、收入多的簡單加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

　　（4）勞動、自然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的嚴重偏低，甚至白送，促使企業和各級政府發展資源耗費大、效率低的產業。

　　在這種體制條件下由政府進行“結構調整”，其結果只能造成資本和其它資源的嚴重浪費，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以及促成經濟的進一步粗放化。

　　從另一方面看，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模式，也需要有它自身的體制基礎。

　　以現代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的第一個源泉“以科學相聯系的技術的廣泛運用”而論，它所需要的體制基礎，在于能夠激勵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機制的“制度化”。從科學方面說，主要是消除目前廣泛存在的官本位和行政化的科研體制，代之以由科學共同體設立和執行的學術規范，和以首創權為核心的獎勵制度。從技術方面說，最重要的則是對產權（包括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和市場平等競爭規則的確立。

　　以現代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的另一個源泉-服務業的發展而論，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許多企業之所以只能從事加工、裝配等低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為外國人“賣硬苦力”，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能夠產生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活動較之只能產生低附加價值的加工、裝配等活動，對制度環境有高得多的要求；而這種制度環境往往是我們現在還不完全具備、甚至完全不具備的。因此，為了發展服務業，特別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現代服務業，就必須健全我國的經濟體制，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

　　對于如何通過推進改革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已經作出了十分正確的決定。能否落實中共中央推進改革的決定，關鍵在于政府進行自我革命，實現職能的轉變，在自己專屬的范圍內形成充分有效的政府。

　　目前中國政府職能還有不少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地方。這主要是指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所在多有。所謂越位，主要是指各級政府還擁有過多的對企業微觀決策進行干預和對稀缺資源進行配置的權力。所謂缺位，則是指應當由政府辦的事情政府沒有辦，或者辦得不夠得力。現代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例如，政府必須提供良好的法律框架和公正執法，政府必須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政府還要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保持宜人的生態環境，為實施義務教育提供資源，如此等等。

　　糾正以上兩方面的錯位，意味著政府職能需進行徹底的轉換。只有這樣，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才能實現，經濟才能持續較快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