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夠吃了”，對于上半年貨幣供應量是否偏緊的問題，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戴根有打了一個比喻：四十份飯，四十個學生，如果分配均勻，剛剛好，每一個學生都能吃飽。

　　這是一個不壞的比喻——用吃飯來描述上半年全社會資金供求關系。控制流通中的貨幣總量與總需求保持基本平衡正是戴根有領導的部門職責所在。因此，對于戴根有司長來說，“夠吃”，即保證了資金供給和需求的總量平衡，就意味著“上半年貨幣政策達到了預期的目標。” 

　　沒有多少人比戴根有更加關心“貨幣供應總量”，思考“夠吃”對于每個人意味著什么。人們感受到的現實是，資金分配并不均勻，“有人沒吃飽，或干脆沒吃著，而有的人已經吃撐著了”。2002年5月份央行銀行監管一司對于四大銀行大額不良貸款狀況及成因的調查顯示，80％的貸款集中于20％的“優良客戶”，而大量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縣域經濟卻因為得不到資金支持而陷于困境。戴根有并不回避這一問題，但是，他認為，這種狀況并不是管理總量的貨幣政策造成的，而是一個“金融的結構性問題”。 

　　“基調是穩定，不會有大的變化”，戴根有明確地告訴記者。在貨幣政策上半年執行報告即將出籠之際，戴根有司長對本報記者的這番表態，或許正反映了下半年央行貨幣政策的基本走向。進一步放松銀根不可行

　　“目前的貨幣政策正合適，整體不存在問題”，戴根有雖然說話溫和，但是顯得非常自信和肯定。 

　　據央行統計，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即M2和M1——前者是指全部流通中現金加全部公眾存款，后者指全部流通中現金加公眾存款中的活期存款——上半年分別同比增長14.7％和12.8％，高出同期GDP增長達7個百分點。近幾年，廣義貨幣增長比經濟增長加物價上漲之和平均高7個百分點左右，1990-1997年，廣義貨幣年均增長比經濟增長加物價增長之和，也大體是高7個百分點。

　　另外，近幾年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指銀行扣除6％的法定存款準備金之后的準備金，又稱備付金)比率一直保持在7％左右，6月末已經高于7％，反映目前商業銀行的頭寸比較充裕。因此，金融機構總體支付能力一直比較充足。

　　貨幣市場利率持續穩步下降，1998年初為8％左右，目前已降為2％左右；國債發行利率1997年為11.83％(10年期固定利率國債)，目前已降至2％(7年期固定利率國債)。這幾個主要指標也表明，近幾年資金一直不緊。 通貨是否真的緊縮？

　　7-8％的GDP增長還叫通縮？14.7％的貨幣量增長還叫資金緊？當記者提到有學者一直呼吁人們關注通縮壓力、資金偏緊的時候，戴根有反問記者。 

　　去年9月份以來，消費物價重新出現負增長，同時財政部又明確提出財政政策將逐漸淡出的目標，于是，有學者對當前通縮的壓力表示了空前的關注，大聲呼吁實行更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解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 

　　“我們認為，目前14-15％的貨幣供應量增長是基本適度的。經濟增長7％，物價為0％，不考慮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轉型，實體經濟提出的貨幣需求應該為7％。現在增長14％，實際已考慮了結構調整和體制轉型的因素。” 

　　更令戴根有擔心的是，如果在現有基礎上再大量增加貸款和貨幣供應量，雖然對短期經濟增長會有一些刺激作用，在中長期至少會出現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不良貸款問題會異常突出，金融風險會進一步加劇；二是通貨膨脹壓力會進一步加大。從中期發展趨勢看，隨著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入，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更加多元，貨幣流通速度會加快，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應該會有所下降。 

　　在中國，保持這么高的GDP增長怎么還會有通縮壓力呢？戴根有的解釋是，目前中國出現的物價下降，如果一定要用“通貨緊縮”這個詞來表達的話，那也只能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通貨緊縮”。在經濟增長穩定達到7％以上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對物價下降他本人“一般不用”通縮這個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現在關于通貨緊縮的幾種定義(據說有三種)本身在邏輯上就是有問題的。直接說物價下跌，再對物價下跌進行具體分析，這不是更好嗎？降息懸念

　　降息的所有呼吁都集中在消費價格指數(CPI)的持續下降(見附表)。居民消費價格從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7個月負增長。但是，從月環比指數看(比上月)，消費物價負增長是今年3月份開始的。有學者強烈呼吁，如果到6月份CPI還下降，那么在CPI連續四個月下降的情況下，央行應該考慮再次降息，擴大資金供給以刺激消費。 

　　“目前的物價下降是必然的。汽車是個典型的例子。降低5000種商品的進口關稅，物價水平能不降嗎？還有技術進步的因素、收入差距的因素。不要對CPI下降看得那么簡單。”戴根有沒有正面回答敏感的降息問題，而是很干脆地反問道。

　　戴根有希望仔細分析的物價下跌原因。在他看來，就是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入世、技術進步以及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等。

　　第一個重要因素當然是入世影響。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共下調了5000多種商品的進口關稅，同時取消了一部分商品的進口配額，使國內市場價格偏高的商品直接受到了國際市場的沖擊。汽車即屬此列。

　　另一個因素是技術進步。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價格下降3.4％，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6％，這兩類消費品價格下降主要是技術進步的結果。蔬菜價格下降幅度較大，也是與種菜技術的進步有很大關系。

　　收入差距擴大制約消費需求的增長，則是一個潛藏的重要因素。2001年，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總額中，占全國總人口62％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只占34.7％，比1997年的47.5％降低了12.8個百分點。一方面我國80％以上的消費品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農民購買力較低。廣闊的農村市場難以開拓，是當前買方市場格局的重要特征和消費品總量與市場需求結構失衡的主要成因。 

　　“對由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技術進步而帶來的物價下跌，要有相對長期的思想準備。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物價如持續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勢必帶來進口的大幅增長，這對我國是不利的；在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未有顯著解決之前，單純靠擴大貨幣信貸總量供給，如果增加的貨幣到不了農民和低收入群體手中，結果不但解決不了多少現在的問題，反而對中長期經濟和金融穩定積累更多的問題。”戴根有再次提到他最近發表的有關貨幣政策總結性的一篇論文中的這一重要觀點。

　　這樣看來，即使統計發現6月份CPI仍然下降，央行還會降息嗎？ 

　　“再怎么多地提供飯量，還是會有人吃不飽，而有的人已經吃撐著了。”是否會進一步降息，其實還有另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實際效果。 在目前投融資體制下、在目前的銀行體系下，乃至當前的地區發展不均衡情況下，增加資金供給到底會有多大的實效呢？ 

　　戴根有在開始就和記者提到了他們對“結構性問題”無能為力。換一句話說，貨幣政策本質上是總量政策，即基本只能控制總量，而結構性問題基本是個體制性問題，它決定了資金流量的結構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