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提交了一份讓人觸目驚心的“審計清單”。在這份清單上，商業銀行在辦理票據貼現業務中的違規操作案例來自河南。而從去年以來，工行鄭州華信支行、農行河南方城支行等先后因為票據爆出案件。同時，今年以來各家銀行的票據業務量急劇減少。這種減少與票據案件的頻發和監管加強有內在聯系嗎？陷入“審計風暴”的河南銀行票據業何時走出陰影？

　　6月23日，審計署公布的票據案例稱，某銀行工作人員與洛陽芬萊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芬萊公司）內外勾結，2002年僅為大連實德塑料工業公司及其關聯企業就“包裝”銀行承兌匯票4.92億元。2001年以來，該公司通過此類“業務”共收取好處費216萬元。

　　此案例的公布再次引起人們對票據的關注。這家以零售建材、玻璃、五金、水暖為主營業務的公司于2001年7月注冊，注冊地在洛陽市西工區丹城路附85號，注冊資本30萬元。

　　7月2日，記者按照洛陽市工商局提供的該公司登記的電話號碼打過去，一位姓張的女士告訴記者，現在這個電話已經是西工區紗廠近安小區的一個家庭電話。她同時表示，有什么事情可以留一個電話號碼，她可以轉告原芬萊公司的人，但很快她又肯定地說，這家公司已經不存在了。而從那之后，記者再也沒有撥通過這個電話。

　　據了解，芬萊公司是工行一名員工以其父親的名義注冊的。而這個案件的背后仍難掩工行鄭州華信支行（以下簡稱華信支行）的影響。

　　華信現象

　　如果列舉河南銀行界在國內能掛得上號的事情，除了交行鄭州分行向全國交行系統輸送了一批行長及骨干人才外，華信支行也應該算一個，其票據業務在國內如雷貫耳。

　　盡管因為去年涉案而被取消，剛由華信支行更名不久的經三路支行顯得有點冷清，但它氣派的青銅大門仿佛仍在訴說著它曾經擁有的繁榮。1999年，存款規模不到15億元的華信支行，貼現業務量達到131億元，轉貼現44億元，再貼現62億元，票據簽發超過20億元，利潤7000多萬元。

　　而工行的票據業務量在國內也是最大的。以河南為例，2003年前9個月，工行累計貼現1255億元，而建行累計貼現306億元，中行、農行分別僅有58億元、23億元。2000年11月工行在上海組建銀行票據營業部，開設包括鄭州在內的七個票據營業分部時，抽調的是華信支行包括行長在內的一班人馬。據說，工行上海票據營業部的發起及各家銀行相繼在河南的分支機構開設票據業務，都得益于華信支行票據業務的發展。

　　華信支行在工行票據業務中的分量可見一斑，還有人稱其為“票據業的黃埔軍校”，但華信支行的歷史并不平靜。其一名前行長就因某種問題遭遇“雙開”（開除黨籍和公職），而現在河南省事發的不少票據案件也與華信支行有關，像農行河南方城支行案、工行河南經緯支行案等。

　　一些員工即便調離華信支行，卻仍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導演著案件，像這次審計署公布的芬萊公司案。據工行河南省分行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此案事發工行票據營業部鄭州分部，而涉案人員是原華信支行員工。

　　據了解，工行針對審計報告中披露的問題，已經對相關的336名責任人進行了或開除、或留用察看、或撤職、或記過、或警告等的懲處。而從2000年至今，國內被各地檢察機關起訴的與各行票據有關的違法案件已不下200起，涉案金額從數百萬元到幾千萬元不等。其中，近10起案件的金額高達億元以上。而集中在去年事發的一連串票據案件，放在目前國家宏觀調控資金的大背景下，徹頭徹尾地刺痛了監管層的心。

　　監控體系相對滯后

　　我國票據業務始于上世紀80年代，1999年步入快速發展階段。目前其業務主要包括票據承兌、貼現、轉貼現以及空白票據管理等內容。

　　人行鄭州中心支行貨幣信貸管理處處長郭紅兵告訴記者，對于企業來說，票據業務是企業解決融資難的一種短平快的方式。譬如開一張半年期的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到銀行貼現后取得可用半年的貼現資金，而利率則一般可比貸款低2個百分點，節約了企業的財務成本。

　　對于銀行來說，除了獲取利息之外，在給企業開具票據時，銀行一般會要求企業交納相當于票面金額30％～100％的保證金，這筆資金放在銀行相當于存款，企業可以坐收利息，而其僅需交萬分之幾的手續費。

　　“河南票據業務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1997年到1999年間，很多外省商業銀行來河南學習，不少專業人才是河南出去的。”郭告訴記者，“這主要得益于河南對人行總行政策響應得比較好。”

　　而對于去年在河南出現的一連串票據案，“這是遲早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訴記者，“沒有真實的貿易背景，用假票據充數，不查則已，一查肯定要出事，倒霉的是最后的貼現行。”

　　這位人士告訴記者，審計署審計的結果是，大量的銀行承兌匯票在較短時間就能完成簽票、查詢、貼現、資金劃轉等一套相當繁雜的流程。這一套程序的運轉如果沒有融資企業與銀行的內外聯手，是完不成的，而芬萊公司就是銀行內部員工與企業聯手的一個產物。

　　記者從多家銀行了解到，去年包括河南在內的幾件票據案發生后，引起了中國銀監會的關注。去年12月，銀監會對票據業務管理提出了加強內控制度、提高安全技術防范能力等六大要求。對于違規情況嚴重的金融機構，可取消其一定期限內的銀行承兌匯票業務資格，限期整改；要增加票據違法違規情況披露的透明度，定期在轄區內通報高風險企業名單，曝光違法違規的金融機構及責任人。有的銀行則進一步將支行的票據經營權上收到地級市分行，同時強調對于違規違章操作的行為，無論造成風險與否，一定嚴肅查處。

　　河南省銀監局則以積極的心態直面存在的問題，對票據業務加強了監管，要求各家銀行規范操作行為，將真實合法的商品交易行為作為簽發銀行承兌匯票的前提，嚴禁虛開和滾動簽發銀行承兌匯票，嚴格防范市場上違法犯罪分子利用銀行票據詐騙銀行資金等。

　　票據業務應聲而落

　　“這些案件的發生對河南票據市場肯定有影響，除了在國內的負面影響外，對我們也是一個教訓和警示。表現在業務量上，因為權力上收了，審查嚴格了，程序復雜了，簽單量下來了，業務量也相應少了。”中行河南文化支行相關部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

　　據介紹，文化支行占中行河南分行票據業務量的40％，去年該支行的銀行承兌匯票量為80億元，而今年上半年僅為20億元左右。浦發銀行鄭州分行去年的銀行承兌匯票量為60多億元，今年嚴重縮水，到目前為止還不到10億元。

　　記者從人行鄭州中心支行了解到的數字是，到今年5月末，全省金融機構票據貼現余額為250.51億元，比年初下降49.89億元，而上年同期則是凈增218.94億元，一反一正同比少增268.83億元，以工行為最。票據貼現在一季度大幅下降，而四五月份大幅下滑的態勢有所趨緩。

　　難道因為監管嚴厲將原來各家銀行在票據業務中的水分給擠了出來？多家銀行的人士告訴記者并非如此。

　　雖然票據貼現率低于同期貸款利率，但如果票據本身所具有的流通性表現充分，銀行還是可以在其中賺取多次收入。但對于票據流通性能不是太好的銀行來說，它能從單筆業務中掙到的利差收入要遠遠低于貸款業務，而且“手續麻煩，沒有貸款的量大，對于數額小的票據我們一般婉言拒絕”，交行鄭州分行一位員工告訴記者。

　　對于像交行這種存款量在鄭州比較大的銀行來說，票據業務量較小，并且不指望靠票據賺錢，“在能控制風險保證收益的情況下，有一筆做一筆”。所以對于這些銀行來說，來自票據政策層面的變化對其影響不大，“票據業務量下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中行河南文化支行票據業務部朱桐新主任給記者分析說，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和資金清算需要，去年央行提高1個百分點的存款準備金率，即由6％提高到7％，一下子凍結了1500億元的市場資金，這意味著金融機構可用來放貸的資金減少。而今年4月，央行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即達到7.5％，全國各家金融機構可用資金又減少1100億元。

　　記者了解到，央行同時實行了差額準備金率政策，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像鄭州市商業銀行，將執行8％的存款準備金率，而農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仍執行6％的存款準備金率。按理論測算，今年4月份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河南省商業銀行多繳資金29.5億元。

　　人行鄭州中心支行有關人士分析認為，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效應看，商業銀行資金使用效益由此會降低，如遇資金缺口則需要靠系統內網上融資解決，增加了資金成本。以工行河南省分行營業部為例，按系統內3.6％的融資利率測算，一個月實際增加利息支出31.9萬元，但各行的資金狀況將不會因此而受到太大影響。

　　“主要是市場上銀行可控制貨幣資金量減少、貼現及再貼現利率提高，并且忽高忽低等所致，這是市場及國家的宏觀調控在起作用，并非純粹因為銀行或者監管嚴厲所致。”浦發銀行鄭州分行陸揚告訴記者。記者手記

　　在最近幾天的采訪中，記者曾經以一家企業的身份向某家銀行票據業務部打電話，說有一張幾百萬的票據。一位工作人員先是說，該部每天接轉的票據業務量上億元，幾百萬元的小票一般不接，接著她忽然又說，她的幾位同事想買小票，并且稱不要任何手續，月利率要3.1％，目的是付貨款。

　　她的回答讓記者瞠目結舌。這讓記者想起采訪中一位業內人士給記者分析的這種伎倆所在：銀行的員工或者親戚先注冊成立一家皮包公司，再通過各種關系聯系票源，然后尋找貼現利率較低的銀行辦理貼現，最后將貼現資金轉回原貼現企業，從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好處費。

　　華信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當記者試著讓華信的此竭為它的彼盛畫一個句號時，恍若隔世。

　　華信是自取其辱。如果為著鄭州金融業的信譽而戰，華信的過去不應該也不能成為其他任何支行效法的“榜樣”。因為在同一個地方摔倒兩次的人、單位及地區都是可悲的，而對于監管的角色來說，這也是一種尷尬。

　　是制造新的或者填補舊有的婁子，記者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樣，尷尬的陰影正在籠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