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國外媒體今天發表評論文章稱，美國法院和律師正越來越多地從社交網站中搜集個人信息，以選擇合適的陪審團人選。Facebook等社交媒體正在改變美國法院系統。

　　以下為文章全文：

　　美國法院正越來越多地使用Facebook調查候選陪審員的個人信息，以確定誰能夠在一起案件中加入陪審團。這種新穎的背景調查方法正在改變美國法院系統。

　　檢方和辯護律師正竭盡所能，在互聯網上收集候選陪審員的資料，以判斷他們在審判中會同情哪一方。他們會了解這些人觀看哪些電視節目，研究他們的興趣、愛好和宗教信仰。

　　2010年夏天，俄勒岡州克拉特索普縣地區檢察官喬什·馬奎斯(Josh Marquis)通過Facebook展開背景調查，以確定一起兇殺案的陪審團人選，并裁決是否應判處死刑。他在互聯網上尋找線索，分析候選陪審員對于嫌疑人的可能態度。這名男子在1988年時殺死一對夫婦；當時他還未成年。陪審團至終同意判處死刑。

　　舊金山的陪審團顧問安伯·耶爾伍德(Amber Yearwood)發現，一名候選陪審員在去年的一起索賠案件中對一系列問題持有尖銳觀點，并主動提供醫療和性生活方面的建議。耶爾伍德說：“這種偏執的人在陪審團中獲得了施加自己的影響的絕佳機會。”后來，這名候選陪審員遭到開除。

　　一些法律專家反對利用社交網站調查個人信息。他們認為，傳統的陪審團選拔程序要求律師質詢候選陪審員，與脫離背景的網絡評論相比，能夠提供更多信息。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詹森·舒爾茨(Jason Schultz)說：“我認為不應當放棄傳統選拔程序，轉而展開網絡調查。許多人在互聯網上的言行與現實截然不同。”

　　一些上訴法院則認為，律師有權在互聯網上尋找陪審員的個人信息。新澤西州的一家上訴法院裁定，法官不得禁止原告律師在法庭上使用互聯網。該法院認為，原告律師“具有先見之明，把他的筆記本電腦帶入法庭，并為原告辯護，并不意味著法庭可以‘公平’或‘公平競爭’為由進行干涉”。

　　社交媒體對于美國法院系統的變革作用，不僅僅體現在陪審團的選拔上。離婚律師已經開始利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從那些草率的配偶手中獲得更多贍養費；而在少年法庭，法官會參考被告人在互聯網上發布的內容，以判斷他們是否悔過。

　　在選擇陪審員時，通過Facebook、MySpace及其他社交媒體獲取信息的方法尤其受到青睞，因為律師的提問時間十分有限。社交網站通常包含用戶直接提供的、坦率的個人信息。陪審團顧問亞特·帕特森(Art Patterson)說：“至近，人們喜歡去這些網站表達觀點。”

　　2010年，得克薩斯州布朗斯維爾市卡梅隆縣地區檢察官阿曼多·維拉洛玻斯(Armando Villalobos)給他的所有下屬配備iPad，以便在選擇陪審員時上網搜索。但他承認，檢察官們有時只能找到Facebook用戶的一些無關痛癢的信息，例如他們的校歌和至喜歡的樂隊。

　　維拉洛玻斯稱，許多人會限制陌生人查看他們的個人信息，只有在被加為“好友”后才能獲得更多權限。他正在考慮如何獲得更多個人資料。其中一個方案是：允許候選陪審員免費使用法院的Wi-Fi網絡，以換取他們暫時將他的部下們加為“好友”。但是，布朗斯維爾的一些居民對于律師四處窺探他們的生活感到不安。

　　洛杉磯審判顧問大衛·卡儂(David Cannon)在博客中發現，一起個人傷害案件中的一名候選陪審員曾多次試圖聯絡天外來客。卡儂建議他的客戶——即被告辯護律師不要選擇這名候選陪審員，因為這種行為反映出情緒的不穩定。

　　加利福尼亞州比佛利山莊的檢方律師保羅·基塞爾(Paul Kiesel)稱，在至近一起有天主教牧師參與的性侵犯案中，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為挑選陪審員，在各個社交網站搜集信息。該案至終和解；但基塞爾稱，從互聯網得到的信息極為寶貴。

　　“我們可以查詢某個人是否信教，并判斷他是否虔誠。”他說，“與之前的零星信息相比，從互聯網得到的信息堪稱海量。”

　　馬奎斯稱，即使是至不起眼的細節，如至喜愛的電視節目等，也能反映一個人的某些品性。例如，如果一名候選陪審員偏好《CSI：犯罪現場調查》等罪案劇集，可能表明他對于DNA證據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一切罪案現場均有DNA可供提取。“實際情況要比電視劇復雜得多，也昂貴得多。”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