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監管部門扎實推動，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日前，郭樹清主席發文回顧了我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所取得的實質性突破，同時，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金融領域出現新的重大挑戰，強調銀行業要切實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其中，郭主席高度關注了銀行業資本補充的問題，并提出要“增加撥備計提和資本補充，為提高金融體系穩健性創造更有利條件”。保持穩健充足的資本金水平，不僅是銀行立行之本，更是維護金融穩定，服務實體經濟，促進“六穩六保”的重要底氣，也是強化風險吸收處置、提高信貸投放能力的基礎和關鍵。

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緊扣時代主旋律，匯聚行業最佳理論與實踐精華，搭建優秀研究成果分享平臺，推動形成研究創造價值的良好氛圍，助推銀行業高質量發展。本期推薦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撰寫的《系統重要性銀行與總損失吸收能力約束下的商業銀行資本困境及應對策略》。本文在闡述商業銀行資本監管框架的基礎上，圍繞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現狀及潛在壓力，對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和TLAC標準下的上市銀行資本缺口進行測算，為下一步商業銀行資本補充規劃提供依據，并結合政策取向及資本境況提出了相應的應對策略，以饗讀者。

一、商業銀行資本監管歷程及現行監管要求

商業銀行作為高杠桿經營的天然實體，資本監管意義重大。伴隨多家國際銀行倒閉和一系列危機發生，巴塞爾監管體系確立并逐步完善，奠定了銀行業資本管理的基石。之后，為進一步解決以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在危機中暴露出的“大而不倒”問題，降低系統性風險，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基本框架確立，為G-SIBs提出更高的監管要求。在國際標準下，國內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緊跟巴塞爾協議步伐，在沿用Basel Ⅲ中的“三大支柱”和標準法、內部模型法并立規則的同時，我國尤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監管對象，并據此制定出資本層級、標準和達標期限，成為我國商業銀行資本運營的重要指引。

（一）巴塞爾協議奠定了銀行業資本管理的基石

1974年，伴隨多家國際銀行相繼倒閉，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成立。1988年7月，《關于統一國際銀行資本衡量和資本標準的協議》發布，Basel I誕生，從資本組成、風險權重體系、目標標準比率、過渡期及實施四個部分對資本管理作出安排。之后，東南亞金融危機等事件的爆發，使得信用風險以外的其他風險凸顯，2004年Basel Ⅱ誕生，擴大了資本覆蓋風險的種類，改革了風險加權資產的計算方法，構建起“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外部監管、市場約束）的監管框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進一步暴露出巴塞爾協議在監管漏洞和銀行資本質量等方面的缺陷，助推了2010年Basel III的出臺，并構成當前國際資本監管的基本框架。Basel III將銀行資本劃分為一級資本（持續經營資本）和二級資本（破產清算資本）；提高了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補充設置了儲備資本、逆周期資本要求，對系統重要性機構還提出超額資本要求；增強了風險加權資產計量的審慎性；引入杠桿率、流動性量化監管指標。2017年12月，為應對內部模型法使用和風險加權資產計量的漏洞問題，《巴塞爾Ⅲ：后危機改革的最終方案》發布，計劃從2022年１月１日起逐步實施。

根據現行的Basel Ⅲ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共包括四個遞進層級：最低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逆周期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其中，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資本要求分別為4.5%、6.0%和8.0%；緩沖要求（buffer）中：超額儲備資本2.5%，逆周期資本0~2.5%（暫為0），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1~3.5%。

（二）TLAC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更高的監管要求

2008年金融危機表明，大型金融機構的無序破產將危及全球金融系統穩定性，并給整個經濟造成嚴重的溢出影響。為有效解決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問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于2011年發布《金融機構有效處置機制的關鍵要素》，要求金融機構在進入處置程序時將全部或部分無擔保和無保險的負債予以減記或轉股，以將損失內部化，實現自我救助，這要求金融機構在進入處置程序前就積累了充足的“損失吸收能力”，即TLAC。2014年11月，FSB首先確定了G-SIBs總損失吸收能力的基本框架。2015年11月，二十國集團就TLAC的具體標準達成一致，并出臺《關于處置中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損失吸收和資本結構調整能力原則：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清單》，正式原則和條款清單最早于2019年1月1日前實施。

TLAC與Basel III的對比：

在監管要求上，因損失吸收階段不同，TLAC標準更高，但工具范圍更廣。G-SIBs在損失逐步擴大過程中，先后面臨三個階段：正常經營下損失吸收、經觸發進入處置程序、破產清算。Basel III監管資本主要在正常經營階段吸收損失，而TLAC工具主要在處置程序中吸收損失。受定位影響，TLAC監管標準更高，如最低總損失吸收能力（16%、18%）遠高于Basel III中8%的監管要求，杠桿率（6%、6.75%）高于Basel III中3.5%~4.25%的監管要求。但TLAC工具范圍更廣，除現有資本補充工具外，還包括合格債務工具，且鼓勵其至少占TLAC工具的1/3，在“實質大于形式”原則下，G-SIBs具有更多創新空間。合格債務工具包括資本型和非資本型，其中：資本型債務工具包括我國現有的減記型二級資本債、可轉債、永續債，將來可發展轉股型二級資本債券等；非資本型債務工具可能為銀保監會之前提及的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務工具。此外，根據TLAC規則的可行免除條例，部分債務工具雖不符合TLAC工具要求，但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在可信的事先承諾機制下，實際操作中也能吸收損失，實質等同于TLAC工具，該類債務可部分納入TLAC。第一階段不超過RWA的2.5%，第二階段不超過3.5%。

在適應對象上，Basel III對G-SIBs整體，TLAC對每個處置實體。TLAC要求G-SIBs整體滿足一個最低外部TLAC，每個處置實體也要滿足其相應的最低外部TLAC，這會帶來TLAC規則不同于Basel III的兩個特征：并表影響、內部和外部TLAC區分。

在計算口徑上，分母一致，分子不同。Basel III監管資本要求的分母是加權風險資產，杠桿率要求的分母是表內外風險資產，TLAC與其一致。但從分子來看，Basel III監管資本最低要求中的緩沖要求（buffer），因其設立目的是為了在機構正常經營時吸收損失，與TLAC用于處置時吸收損失的設定不符，故不應計入TLAC，這部分占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為3.5%~8.5%（超額儲備資本2.5%，逆周期調節資本0~2.5%，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1~3.5%）。同時，有一些符合TLAC標準但不符合監管資本標準的工具，在可信的實現承諾下，也可以暫時算作TLAC，這部分占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最多為2.5%（最低TLAC為16%時）或3.5%（最低TLAC為18%時）。因此，對大部分G-SIBs而言，2019年1月1日前TLAC需補充的數量=16%-2.5%-（當前資本充足率-buffer）；2022年1月1日前TLAC需補充的數量=18%-3.5%-（當前資本充足率-buffer）。具體的補充方式包括繼續補充各級監管資本，或尋找符合標準的未到期長期債務認定為TLAC。

據此，在四大行TLAC測算中，需先將3.5%~4%（逆周期資本2.5%和G-SIBs附加資本1%~1.5%）的緩沖資本剔除，再將2.5%/3.5%的實質等同于TLAC工具的債券考慮在內。為此，在第一階段（2025/2022年），中行、工行應滿足的TLAC最低標準為：16%+4%-2.5%=17.5%，農行、建行應滿足的TLAC最低標準為：16%+3.5%-2.5%=17.0%。在第二階段（2028/2025年），中行、工行應滿足的TLAC最低標準為：18%+4%-3.5%=18.5%，農行、建行應滿足的TLAC最低標準為：18%+3.5%-3.5%=18.0%。

（三）資本充足率成為我國資本管理的核心

我國于2009年加入巴塞爾委員會，并以Basel Ⅲ（2010年版）為基礎，于2012年制定了《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2013年施行，2018年末結束過渡期，為我國現行的資本管理辦法。在沿用Basel Ⅲ的“三大支柱”和標準法、內部模型法并立規則的同時，我國尤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監管對象。

根據現行的資本管理辦法，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共包括五個遞進層級：最低資本要求（5%、6%、8%）、儲備資本要求（2.5%）、逆周期資本（0~2.5%，暫為0）、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1%）以及特定資本要求。

綜合考慮最低資本、超額儲備資本、2018年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分組下的附加資本要求，截至2018年底，中行和工行應滿足的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9.0%、10.0%和12.0%，農行和建行應滿足的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8.5%、9.5%和11.5%，其他銀行在2018年底要分別達到7.5%、8.5%和10.5%。

二、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現狀及潛在壓力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資本補充架構日益完善，資本補充進程不斷加速，截至2018年末，各級資本充足率均高于監管標準，具有一定安全邊際。但不同類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特點，在一級資本方面，很多上市股份行和城商行剩余空間不足1%；同時，其他一級資本與二級資本的緩沖空間失衡，結構問題凸顯，資產質量有待提升。未來，受監管規范持續推進、國內外監管標準日益提升等因素影響，商業銀行資本補計提將加速進行，資本壓力進一步凸顯。

（一）現階段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狀況

1、近年來資本補充加速，各級資本充足率平穩增長

2012年至今，我國銀行業通過復雜工具補充資本逐漸普及，實現了二級資本工具常態化發行，一級資本工具以優先股為代表陸續有銀行試水，資本補充架構日益完善，資本補充進程不斷加速。

在內生增長及各類資本補充工具助推下，2013年以來，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和資本充足率分別增長1.08、1.63和2.01個百分點。尤其是伴隨近年來商業銀行超額撥備及二級資本債發行規模持續增長，資本充足率增長態勢更為顯著。

2、目前資本達標情況尚可，中小銀行存在一定壓力

銀保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與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1.03%、11.58%、14.20%，均高于監管標準。但具體來看，不同類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特點。在整體達標下，存在部分銀行資本充足率瀕臨監管紅線的隱憂，特別是一級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很多上市股份行和城商行剩余空間不足1%，非上市銀行情況預計差于上市銀行。

此外，近年來，農村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整體呈下滑態勢，股份行和城商行資本充足率處于相對較低水平。中小銀行（尤其是中小未上市銀行）在這場資本競賽中承受著更大壓力。內源方面，過去幾年部分中小銀行業務較為激進，資本補計提壓力大，此前依靠監管套利的銀行已出現“縮表”和利潤增速下滑。外源方面，中小銀行資本補充渠道總體相對單一，且資本管理基礎相對薄弱。

3、其他一級資本與二級資本的緩沖空間失衡，結構問題凸顯

從資本結構看，當前其他一級資本補充難度較大、二級資本補充相對簡單，各級資本充足率呈現“內核小外圍大”特點。

按照Basel III和銀保監會安排，其他一級資本可以有1%的緩沖區間，二級資本較經濟的比例大致控制在2%左右。但2018年末，商業銀行整體其他一級資本實際僅有0.55%，且為歷史較高水平，二級資本則達到2.62%的高水平。形成這種局面，與目前二級資本債發行門檻低、補充效率高，而其他一級資本補充工具之前僅有優先股且條件相對苛刻有關。

2008年金融危機經驗表明，一旦商業銀行發生危機，那些二級資本并未很好地發揮吸收損失的功能。為此，在追求資本數量和滿足監管要求的同時，應注重不斷改善資本結構，增加具有較強損失吸收能力的一級資本占比。

（二）未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面臨較大壓力

1、監管規范持續推進，商業銀行資本補計提將加速進行

在金融加速創新過程中誕生了很多可以減少銀行表內資本計提的監管套利途徑，主要包括：一是通過表外理財實現資產出表，規避資本計提；二是以同業買入返售科目對接資產，降低風險權重；三是在應收款項科目下，利用各類信托和資管計劃等隱匿底層資產，減少資本占用；四是發行以信貸資產或資管產品為基礎資產打包而成的類資產證券化產品，實現資產非潔凈出表并減少資本計提。以上套利模式下，銀行實際承擔的風險大于顯露的風險，導致資本充足率被高估。

2017年以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規范債券市場參與者債券交易業務的通知》（302號文）、《商業銀行大額風險暴露管理辦法》、《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等監管文件密集出臺，旨在抑通道、控杠桿、破剛兌、上下穿透，引導銀行表外非標回表和回歸傳統信貸，銀行總資產風險權重逐步提高，以往被隱藏的資本占用將浮出水面，被高估的資本充足率也將回歸真實。同時，越來越多的監管新規開始將業務規模上限與凈資本或凈資產掛鉤，在加大資本消耗的同時，也提高了在一定規模下銀行機構的資本要求。因此，僅靠商業銀行的內生增長不足以支撐業務開展，外部資本的有序補充不可或缺。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上市銀行總資產風險權重由2016年末的61%提升至64%。其中，股份行與城商行受金融監管影響最大，總資產風險權重提升幅度更高，分別由2016年末的64%、61%提升至2018年三季度末的71%、67%。

2、國內外監管標準日益提升，商業銀行資本壓力將進一步凸顯

一是D-SIBs名單有望確定，各級資本邊際加速收窄。2018年11月，央行發布《關于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對國內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識別、監管和處置做出制度性安排。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D-SIBs）名單有望加速確定，針對其提出的附加資本和杠桿率要求將大幅增加多家銀行的資本補充壓力。根據規模或數量要求，預計3家政策行、6家大行、12家全國股份行和資產規模在一萬億元以上的城商行最有可能入選D-SIBs名單。2018年底數據顯示，若將潛在D-SIBs的各級資本充足率提高1%，則多家銀行開始出現資本缺口，且有近1/2的銀行一級資本安全邊際不足1%，近1/3的銀行二級資本安全邊際不足1%。

二是四大行持續入選G-SIBs，更高的附加資本和TLAC要求加大資本補充壓力。當前，中行、工行的附加資本要求為1.5%，農行、建行的附加資本要求為1.0%，尚不能對其資本形成壓力。未來，若四大行得分持續提升，且國內還有交行、興業等幾家銀行有可能入圍G-SIBs，屆時將對國內相關銀行的資本補充情況形成約束。此外，根據TLAC規定，2025或2022年起，國內入選G-SIBs的銀行將面臨最低總損失吸收能力≧16%的監管要求，2028或2025年起，最低總損失吸收能力≧18%，這一較高監管要求將對四大行等產生較大壓力。

此外，在復雜的內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壓力下，銀行經營風險加大，息差面臨收窄壓力，內源補充存壓。且商業銀行成立理財子公司、金融資產投資子公司等機構，均需投入相當數量的資本金。

三、未來三年主要上市銀行資本缺口測算

當前，在資本消耗加大、監管要求提升、內外補充渠道有限的背景下，商業銀行的資本壓力日益加大，尤其是對于可能被納入D-SIBs的中小銀行和四大行等G-SIBs而言。根據測算，在潛在的D-SIBs要求下，除去招行、浦發等資本狀況良好的銀行，在內生增長情況下，其余六家上市股份行2019~2021年的其他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缺口總額分別為6003、6234、6545億元。在G-SIBs要求下，按照最極端的情況，工農中建四大行第一階段（2022年1月）、第二階段（2025年1月）達標前需通過內外渠道補充的資本分別約9128、14425億元。

（一）系統重要性銀行標準下的資本缺口測算

數據顯示，在上市國有行和股份行中，國有行和招行的資本狀況及內生增長能力良好。在未來監管標準提升下，多家股份行將開始出現資本缺口或安全邊際小于1%。

展望未來，基于當前宏觀和行業運行態勢，再結合各行經營規律，做出如下假設：

經粗略估算，上市股份行的資本缺口主要體現在其他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層面，除去招行、浦發，在內生增長情況下，其余六家上市股份行2019~2021年的其他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缺口總額分別為6003、6234、6545億元。

（二）TLAC監管要求下的資本缺口測算

根據TLAC要求，按照債務杠桿率比例，對于部分資本市場較為發達的新興經濟體（EME），其G-SIBs的寬限期可能縮短。根據BIS數據，中國未清償債務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即達到50%，加上2013-2016年債券發行大擴容，2019年的債務杠桿率門檻可能會超過55%。若如此，工農中建四大行面臨的達標期限將大概率提前至2022年和2025年。假設各行把非TLAC債務工具用到極致，據前面測算，在第一、第二階段（2022年、2025年），中行和工行應滿足的TLAC最低標準可能為17.5%和18.5%，農行、建行應滿足的TLAC最低標準可能為17.0%和18.0%。

用2018和2017年的RWA靜態測算，工農中建四大行第一、第二階段達標前需通過內外渠道補充的資本分別約9128、14425億元。

四、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工具現狀及未來政策取向

當前，在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補充渠道中，一級資本增量有限，其他一級資本補充難度較大，二級資本補充相對簡單但具有局限性。在資本日益承壓環境下，國內永續債應運而生，各項監管政策加快扶持，總體市場可期。未來，監管在鼓勵內源性補充資本基礎上，將著力支持商業銀行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補充資本，永續債發行的審批效率會進一步提高，優先股及可轉債的準入門檻會有所降低，各類含轉股條款的債務資本工具將探索發行，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步入新階段。

（一）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工具梳理

按照吸收損失的順序和能力，資本分為核心一級、其他一級和二級資本。按照資本來源渠道，分為外源性和內源性資本補充。其中，內源性的資本補充，主要是留存收益和滿足一定條件下的超額撥備；外源性資本補充包括在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增資擴股，以及發行優先股、可轉債、二級資本債、永續債等。

（二）現行資本工具面臨一定局限性，永續債應運而生

當前，銀行內源補充能力不足，此態勢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或持續存在。外源性資本補充上，一級資本增量有限（發行普通股門檻高、流程長且限制多，優先股僅適用于上市公司且只能在交易所發行，可轉債在轉股的主動性和時效性上受限頗多），二級資本債又具有局限性（無法緩解當前一級資本面臨的壓力，嚴監管環境下銀行理財等廣義基金對二級資本債的配置需求減小），在資本日益承壓的環境下，亟需通過優化資本市場、豐富債務資本工具等打通外部補充渠道。

永續債作為成熟的一級資本補充工具，被國際商業銀行普遍采用。面對國內商業銀行潛在資本約束和資本結構失衡現狀，為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2018年2~3月，央行、銀保監會先后發文，開始探索我國永續債的發行事宜。12月25日，金融委辦公室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多渠道支持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有關問題，推動盡快啟動永續債發行。之后，相關政策和舉措漸次落地，永續債打開我國資本工具創新之路，成為商業銀行其他一級資本工具補充的重要渠道。2019年1月，中行獲批發行不超過400億元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成為我國商業銀行首單，有利于進一步充實一級資本，優化資本結構。

（三）未來政策取向

筆者認為，關于未來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政策基調應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平衡好股東利益和商業銀行發展需要的前提下，鼓勵商業銀行通過內源性的方式來補充資本；二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補充資本，永續債發行的審批效率會進一步提高，優先股以及可轉債的準入門檻會有所降低；三是引入基金、年金、銀行理財子公司等參與銀行的增資擴股，鼓勵外資金融機構參與境內市場交易；四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降低風險加權資產；五是將探索發行含轉股條款的永續債和二級資本債，永續債的稅收處理政策也會很快出臺。

五、優化商業銀行資本境況的應對策略

從資本規定和來源看，未來要優化商業銀行的資本境況，需站在戰略高度進行規劃部署，從資本充足率的分子、分母兩端入手，緊抓盈利提升、工具擴充、風險防控等主渠道，平衡好外源性資本補充與內源性資本積累的關系，多策并舉、共同驅動。

（一）構建完善的資本管理體系，平衡好內外部資本補充關系

完善的資本管理機制是商業銀行科學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商業銀行需結合自身積累和業務發展，不斷完善資本管理的機制和流程，構建包括資本充足率計量、中長期資本規劃、年度資本計劃、內部資本充足評估、外部資本籌集、經濟資本管理等在內的完整資本管理體系。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商業銀行應將資本積累設定為資本補充的主要方式，從戰略部署、模式優化、業務調整等多維度入手，不斷增強自身盈利能力；同時也要適時創新、合理挑選適宜的外源性融資工具，均衡考慮外部資本補充與內部資本積累之間的成本與收益關聯。

（二）大力發展零售和中間業務，走輕資本發展之路

根據Basel III關于信用風險資產種類及權重的規定，零售與中間業務的風險權重遠低于對一般企業的債權。為此，要降低分母端的風險加權資產，提升資本充足率，需合理把控風險資產增速，優化表內外風險資產結構。在業務結構上，大力發展低資本消耗、高資本回報業務，加大零售和中間業務占比，加快對公領域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退出，走輕資本發展之路。同時，伴隨資本市場改革與利率市場化推進，息差收窄，利潤下滑，商業銀行需加快轉變傳統經營模式。大力拓展中間業務種類，深耕高收益、低不良的零售業務領域，也有助于業務優化轉型，提高盈余留存。

（三）強化集約化、精細化管理能力，提升資本使用效率

當前，伴隨管理模式向集約式、內涵式轉變，商業銀行需以資本管理為樞紐，統籌風險、收益與資本，實現資本集約化發展和風險調整后的資本回報最大化。要不斷完善資本激勵約束和傳導機制，將集約化經營理念向前中后臺傳導；做好資本集約化管理，健全資金的轉移定價、資本限額管理與資本有償運用的制度，推動規模與資本匹配，提升資本使用效率；借助金融科技和數字化手段進行精細化管理，降本提效，實現銀行價值和股東回報的最大化。

（四）提升風險資產管控和處置能力，加快資產盤活釋放

當前，風控能力強、資產質量好的銀行資本充足率高，內生增長能力突出。提升風險資產的管控和處置能力，釋放流轉存量資產，成為提升資產充足率的客觀選擇。一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降低風險加權資產，盤活資產再投放。二是從“硬件”和“軟件”雙入手，強化風險識別和管控能力，減少風險暴露。目前金融領域仍處在風險易發、高發期，需前瞻預判、適時調整，持續關注傳統高風險和潛在風險領域變化，強化內控合規意識和風險全流程管理。

（五）統籌運用境內外各類資本工具適當補充，注重資本質量

從國內銀行的視角看，目前依靠內生增長滿足資本監管要求的還不多。多數銀行仍需從審慎角度出發，根據市場情況統籌運用境內外資本工具適當補充。一是在運用傳統渠道補充基礎上，借助政策紅利，加快推出國內永續債，并可探索轉股型二級資本債、含定期轉股條款資本債券、應急可轉債和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務工具等。二是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在低利率環境下加快海外永續債發行。三是更加注重資本質量，在資本工具選擇上，充分考慮資本的結構優化和實際損失吸收能力，不斷提升其他一級資本補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