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政府越來越關注的一個問題是許多跨國企業可以決定納多少稅，在哪里納稅。比如，谷歌曾經在英國遭到審查。該公司在2006 年到2011 年間的英國營收達到180 億美元，但是同期繳納的公司所得稅僅為1600 萬美元。

各國媒體都對此很感興趣，并大量報道了如何在獲取大量營收或利潤的同時繳納至少的稅金。但是，煽動性的新聞標題和簡單化的報道，可能會混淆和歪曲實際上很復雜的問題。很多企業確實在設計稅務安排，以盡量減少支出。有些企業的做法較為激進，但是幾乎所有企業都遵從了法律。企業對股東負有責任，必須保證運營的效率。因此，他們需要控制成本，而稅金和其他開支一樣屬于企業成本。如果企業的稅務支出過高，其成本必須通過某種方式來轉移或彌補——比如降低員工工資、降低股東回報、增加客戶成本等等。

事實上，各國政府政策的普遍趨勢是降低公司所得稅率（美國是個值得關注的例外）。比如，英國準備在2015 年之前將稅率逐步降低到20%。政府對特定商業行為的激勵，也推低了公司所得稅。同樣在英國，有大量鼓勵投資研發的激勵措施，其中的新專利計劃將公司所得稅率降低到了只有10%。

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情況是，企業需要支付多種稅費 — 其中多個稅種的稅率在上升。英國目前的增值稅為20%，是1973 年剛剛實施該稅種時的兩倍，而印花稅的至高稅率已經增長了幾倍。普華永道至近做了一項針對英國大企業的總稅務支出的調查，結果顯示百強企業（Hundred Group）的納稅額從2005 年到2012 年間增長了19%（如下圖所示）。普華永道在分析中強調，英國大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已經擴大到了納稅以外的領域。他們提供就業機會、進行大量的資本投資、支持研發。

全球化的挑戰

盡管如此，全球性企業的出現，為基于國別的稅務管理體系帶來了一個具大挑戰。

擁有復雜的全球供應鏈的公司，開始陷入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冗長討論，以避免雙重征稅的風險。雖然有針對此問題的稅務協議，但并不是萬無一失。稅務當局越來越擔心雙重免征稅的風險，他們質問企業是否通過操縱內部組織架構和轉讓定價協議，將收入從高稅率地區轉移到低稅率地區。

另一個挑戰則來自數字商務。如果商業活動依賴于企業在當地的物理性存在，那么識別應納稅利潤則非常明確。而現在，企業的所在地和其收入產生地點可能相距遙遠。歐洲大陸的客戶，可能向總部位于愛爾蘭的企業支付服務費，而該企業的IT 服務器遠在印度。即使一間倉庫坐落在德國，也不一定構成標準稅務協議下的恒久設施。

按駐地確認稅收是2013 年2 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報告中識別的六大壓力領域之一。其他壓力領域包括：企業實體和交易工具的特質之間不匹配、集團內部融資、轉讓定價問題、反避稅規則的有效性和稅務特惠國的存在。

G20 財長迫切希望開發綜合、協調的戰略，來應對這些問題，避免對課稅基礎的侵蝕。重新設計公司所得稅的要素當然是需要的。然而，相關進展很可能受到美國的阻礙，因為其堅持公司所得稅的高稅率和遞延制度（只對匯回國內的外國利潤征稅）。

另外，發達世界的政府可能不會喜歡“優化”制度的結果。提高公平性不一定只是導致資金在發達西方國家之間流轉，還很可能使稅收流入巴西、印度、中國等國家。

是時候用全新的角度來看待全球企業的征稅問題了，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十分小心。傳統概念 — 如公平獨立核算原則 — 依然有價值。雙重稅收協議可能不需要全面修訂。而要想讓全球企業繳稅方式能夠在實際上和表面上都做到公平，也沒有什么速成的方法。

喬德理（Chas Roy-Chowdhury FCCA）

ACCA 稅務主管、ACCA 稅務全球論壇的專家成員。

加入ACCA之前，他從事執業會計師的工作。